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熙熙攘攘的长街侧畔，一座通体红砖的小楼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傲然矗立。

这里是北大红楼。

这座1918年建成的著名建筑，曾是国立北京大学文科、校部及图书馆的所在地。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北京第一个党组织……北大红楼里，留下了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高君宇、毛泽东等一批探寻救国救民真理先驱者的不朽足迹。

党史研究专家谢荫明还记得，40多年前他第一次踏进北大红楼时的感受。“当时这里还没有开放，是一个单位的办公地，很凌乱。但是能够进来看一看，感觉就是和书本上看到的不同，能够从这栋楼房里感受到由内而外的底蕴、厚重和光辉。”

红色“颜值”和红色内涵在这里交相辉映。如今，走进这座百年建筑，一间间展室、一张张照片、一段段文字，无不向世人展示着百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五四风雷”、激荡至今的爱国豪情和青春伟力。

一层东南角，是昔日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119号房间已经复原。一本复制的1919年的台历，纸页已泛黄卷曲，时间停留在5月4日。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李大钊在这里写下了《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纪元》等重要文章，宣传十月革命，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每当来到这里，观众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站在门口还可以看到李大钊同志当年在这里奋笔疾书、接待学生的情景。”

搜集研究史料、参加专题活动、担任授课专家、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为影视演员剧组现场讲述……谢荫明十几次拜访北大红楼，“去的次数越来越多，理解就越来越深，得到的启示就越来越多”。在他看来，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出发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窗口、早期党组织的诞生地、爱国运动的风向标和仁人志士的“纪念碑”。

北大红楼见证了诸多“第一”。

从1918年起，李大钊陆续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等课程。这是中国大学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学说正式列入大学课程。此后，在由他主编的《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上，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比较系统、完整的介绍，标志着李大钊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北大红楼里，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刊物，让谢荫明印象深刻。“在这么小的地方，出了《新潮》《国民》《少年中国》等刊物，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思想启蒙，在全国很有影响。”此外，北大红楼里也诞生了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潮社、国民社、工读互助团等诸多社团，“通过办刊物和办社团，了解社会需求、传播进步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历练，许多成员成了五四运动的骨干，继而成为中共党员、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北大红楼里，激荡着救国救民真理。青年毛泽东就是在那段时间，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

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诞生于此——

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方的传播，引导了一批先进分子迅速成长，为1921年中共一大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准备了条件。”谢荫明说。

在北大红楼里，妇女运动探索也开启了“新征程”。

1920年11月，北京女高师学生缪伯英在北大红楼加入北京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缪伯英工作的重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事妇女工作。1922年8月，她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1924年3月，她任中共北京区委妇女部长。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前，她感慨：“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

“我们党成立后，除了抓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在妇女运动上也下了很多功夫，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决议中都有所体现。”谢荫明说。

北大民主广场、《新青年》编辑部、毛泽东在京居住地、“亢慕义斋”旧址……在北大红楼周围，那些看似寻常的街巷里，遍布的革命遗迹及重要纪念设施达31处。这条“红色文化带”，记录和见证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追求光明的非凡历程。

2002年，北大红楼的一部分设置成“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向社会开放；2019年9月，二层对公众开放。许多人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探寻真理、汲取力量。

“在这里，能够找到诸多历史阶段的光辉印记。”在谢荫明看来，北大红楼活力不朽，源自它散发出的精神力量。“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在不同时代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它提示每一个追求进步、努力推动社会前进的人都应该选好定位，明确责任，既要高瞻远瞩探寻真理，又要踏踏实实躬身实践，为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