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棉被，剪成两半，永不放弃，永远相连，记录着红军战士与老百姓之间的温暖亲情，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须臾不可分离的鱼水深情。

（一）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的第二道封锁线，陆续抵达湖南省汝城县，分别驻扎在文明、秀水、韩田、沙洲等地。其中，总卫生部驻扎在沙洲村。红军进驻前，村子里很多人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影响，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村民徐解秀因为照顾婴儿留在家中。在此期间，有3名女红军来到她家，帮她烧火煮饭，闲时跟徐解秀夫妇拉家常，讲革命道理，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叫老乡们不要怕，回到家里来，还把打土豪得来的衣物、粮食分给她家。很快，徐解秀便和女红军熟络起来。临睡前，她带着女红军来到厢房。简陋的床铺上垫着稻草，铺着破席，盖的是一堆烂棉絮，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根本抵挡不住寒冷。于是，女红军拿出她们仅有的一条被子，和徐解秀母子合盖。

几天后，红军大部队出发，女红军也要离开了。她们决定把这唯一的被子留给徐解秀家，但夫妇俩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在村口，她们将被子推来推去。就在互相推让的时候，大部队开始翻山了，女红军十分着急。这时，一位女红军摸出一把剪刀，把那条被子剪成了两半，留下半条给徐解秀。女红军对她说：红军同其他当兵的都不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打敌人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生活。红军离开沙洲村后，敌人随后赶来，把全村人都赶到祠堂里，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大家都不说，敌人就搜家。女红军留给徐解秀的半床被子也被搜走了，她还被强拉踢打、拖到祠堂里跪了半天。

1984年10月底，《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开始了重走长征路的采访。11月7日，他来到了沙洲村。徐解秀领着他到厢房，向他诉说了50年前那段令她刻骨铭心的往事。她问罗开富：“你能见到红军吗？”罗开富回答：“能见到。”徐解秀就说：“那就帮我问问，说话要算数呀，说好了，打败了敌人要来看我的呀！”她始终念念不忘那3个女红军：“3个姑娘长得很漂亮，有一个还不到20岁，心也好，你们说，一条被子能把半条给穷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我丈夫送她们上山时，她们还在一步三回头地对我说‘大嫂，天快黑了，你先回家吧，等胜利了，我们会给你送一条被子来，说不定还送来垫的呢。’现在我已有盖的了，只盼她们能来看看我就好了。”她还说，“虽然那时候为了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吃了点儿苦，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头版“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栏目发表了罗开富撰写的《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方——徐解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下落》一文。这篇文章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半条被子”的故事也就这样传播开来。文章见报后不久，邓颖超、蔡畅、康克清、刘英、谢飞等15位当年经历长征仍健在的女红军十分感动，特地委托谢飞接受采访，对长征途中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表达她们的怀念之情、感激之情：“悠悠五十载，沧海变桑田。可那些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没有忘记。请罗开富同志捎句话，我们也想念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在邓颖超亲自主持下，一场寻找3名女红军的行动在全国展开。遗憾的是，英雄已无觅处，3名女红军最终没有找到。为了完成她们的未了心愿，邓颖超等人特意买了一床崭新的被子，委托罗开富送到徐解秀家中。

（二）

“半条被子”的故事，只是军民鱼水情在汝城的一个缩影。据统计，红军长征经过汝城全境前后19天，当时汝城县12万多人中，为红军挑担、带路、做掩护等拥军的就有1.5万余人。许许多多类似“半条被子”的故事，在这里发生。

1996年，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官亨村发现了一张借据：“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壹佰零伍担牲（生）猪叁头重量伍佰零叁斤鸡壹拾贰只重量肆拾贰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具借人叶祖令。公元一九三四年冬。”这张借据的来历是这样的：在红军到瑶乡前，瑶民都逃到山上去了。为了消除群众的疑虑，红军自扎草棚，并严令各连队不得在农户家借宿，更不得私拿农户的一钱一物。看到这些情况，瑶民开始慢慢了解红军，东躲西藏的群众陆续回到瑶寨里。村中德高望重的胡四德得知红军严重缺粮，当晚便召集族人，共同商讨为红军筹粮。第二天，大家把从各家各户筹集来的105担稻谷、3头生猪、12只鸡送到第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手中，叶祖令郑重地写下了这张借据。一个多月后，他就牺牲在长征路上。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长征途经汝城借据兑现仪式”，按当时物价，向胡四德的后人兑现归还1.5万元人民币。

不仅是汝城，整个湘南都热烈拥护红军。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攻占九峰山的战斗十分激烈，许多红军战士负伤，有的伤势还比较严重。当地农民群众便把受伤红军抬到偏僻处的田间小棚子里养伤。在五山村，群众共收留了6名负伤红军战士。他们每天用竹笋壳包着饭偷偷给红军伤员送去，同时还送去了蓑衣、竹笠等生活用品。在群众帮助下，有些伤势较轻的痊愈后追赶部队继续行军；伤势较重的伤好后，在当地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关于湘南百姓的拥军热情，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的张爱萍在《占领宜章城》一文中写道：“红军到了，附近的劳苦工农群众都来了，热烈地帮助红军。热情高最积极的，要算城外三百余被何键军阀强迫来修筑道路的工人。掘的掘坑道，搬的搬树条，扎的扎梯子，配合着我们，紧张地进行攻城的准备。拂晓的时候，城门大开，城内的群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成群结队地欢迎我们红军进城。他们说：你们来得好！我们欢喜，我们得救了。”

1935年，陈云在莫斯科化名“廉臣”，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把自己的长征经历写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这篇文章也非常详细记述了湘南群众对红军的爱戴和支持。文中指出：“赤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即如赤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朱毛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党之宣传甚深，故见赤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赤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廉臣”因此感叹：“湘南农民之相信共党有如此之深，而且不是一处，在湘南以至全州附近渡过湘江时，所过城镇乡村，都是如此。”

其实，当年发生在湘南的军爱民、民拥军的故事，也仅仅是红军长征路上军民鱼水情的一个片段。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中央红军出发时，于都河有600多米宽，水深浪急。为了架设浮桥，于都人民拆下了自家的门板、床板，一位老大爷还把自己的寿材也送到了架桥现场。在云南皎平渡口，中央红军依靠36名船工昼夜不停摆渡，全部安全渡过了金沙江。在四川马尔康等地，医术高明的老中医主动为指战员治病……一路上，群众或踊跃参加红军，或积极帮助红军筹款筹粮，掩护伤员，充当翻译向导，传送消息，以各种方式支援红军，成为红军彻底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赢得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

（三）

沿途群众最初对红军并不了解，甚至害怕逃避，后来为什么帮助红军？究其原因，首先在于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即使是在长征的艰苦环境中，也坚持走群众路线，时时关心群众的生活，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用实际行动消除了群众对红军的疑虑。在红军经过的地方，不知留下了多少红军爱护和帮助群众、群众拥护和支持红军的感人事迹。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中，曾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情景。他说红军沿途没收地主、官吏、豪绅的财物，除留作给养外便分配给当地的穷人，地契都烧毁了，捐税也取消了，所以红军到处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大军还未到，声名早就远扬，常常有被压迫农民来要求红军绕道到他们乡里去“解放”他们，他们“只知道这是一支‘穷人的军队’。这就够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其次，正如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所说：“赤军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赤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在于军队有纪律。”特别是与国民党军队肆意掠夺相比，红军将士严守革命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因而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早在长征出发前，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就专门发布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和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以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特别要注意对给养事务与前站人员的教育与工作检查”。同月29日，总政治部又发布《关于适应行动与环境的巨大转变加强政治工作的训令》重申：“要耐心教育每个战士，绝对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强买，不乱打土豪，不侵犯群众利益，与群众发生亲密关系，严厉的（地）处罚破坏纪律违犯阶级路线的分子，每连队宣传队备置时，应实行进出宣传与检查纪律。”11月4日，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也刊登《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社论指出：“群众常常不听我们所说的好听的话，他们首先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没有纪律的部队，一切宣传鼓动工作都不会引起群众对于我们的同情与拥护……只有红军的高度觉悟与阶级纪律的模范，才会造成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敬爱。”

1934年11月7日，总政治部驻扎在文明司韩田村。这一天，《红星报》发行了长征路上唯一的一份号外。号外以《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为题，向广大红军战士传达严格遵守纪律、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处理与群众日常关系的几条基本原则。《红星报》还发出号召：“我们要求各连队用革命竞赛的方式来完成上列各项工作，创造争取群众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模范连队！大家起来向破坏红军纪律的坏蛋作斗争。”这些原则、纪律的制定、执行和宣传，对提高党和红军的威望，争取群众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红军赢得了仁义之师的美名。

红军长征中，经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十分重要。1935年5月19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执行“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绝对的（地）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严厉的（地）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而正是由于红军严格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所以得到了各民族群众的信任。如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区。红军在经过川康边藏族地区时，也得到了藏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把红军看作“菩萨兵”，不少人拿出了自己本来不多的食物，还有许多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当红军经过宁夏豫旺堡一带回族区时，由于实行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过去还不完全信任红军的回民群众完全相信了，自动地打开了寨门，与红军联合，并慰问红军许多东西，“回民那种热忱，对红军的拥护与爱戴的情形真是难于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