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出中，朱德进来，径直走到我跟前，我看他疲惫不堪……他在我旁边坐下，握住我的手，好几分钟都不放开。这是一种友爱和信任的表现，自然而真诚，我深深地被感动了。”1937年12月24日，埃文斯·福·卡尔逊正在山西八路军某驻地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信，生动地向他讲述着自己与朱德总司令在一起的场景，卡尔逊继续写道：“通过在这里短暂的观察，这些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堪称忠诚老实。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大公无私的，特别是在抵抗日本侵略、维护民族统一战线上，他们这一群人总是很有自制力。思想敏捷，了解世界事态，在中国我还未发现过像他们一样的其它团体。”

(一)

1896年，卡尔逊出生于纽约州，1927—1929年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的情报官，1933年第二次到中国，在北平美国公使馆卫队任副官，两次中国之旅让卡尔逊对这个古老国度非常感兴趣。返回美国后，卡尔逊受命负责保卫罗斯福总统的安全，与总统一家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

1937年，立志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卡尔逊决定申请到中国进修语言。临行前，罗斯福总统嘱咐卡尔逊到达目的地后要写信告诉他中国最真实的情况。是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卡尔逊于18日抵达上海，开始观察并记录下抵抗侵略中的中国，隔一段时间便将这些文字寄回美国供罗斯福阅读。

为了考察八路军是否真的像埃德加·斯诺对他所形容的那样“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卡尔逊在上海沦陷之后辗转来到了山西。1937年12月中旬至1938年2月下旬，卡尔逊都与八路军在一起，见到了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聂荣臻和左权等中共领导人。

在去山西之前，卡尔逊对国民党军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武器装备和战术层面，比如指出军队没有战斗情报系统，炮兵、坦克和飞机力量非常脆弱，参谋工作做得很差等。接触过八路军之后，卡尔逊注意到了国民党政府存在的更深层次问题。回到武汉后的一次晚宴上，很多国民党官员在场，灯红酒绿，卡尔逊写信给罗斯福抱怨说，当他举杯建议“为老百姓、为作为战争后盾的普通人干杯”时，官员们居然都沉默了。在给罗斯福寄去的另一封信中，卡尔逊对汉口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比较：“在北方的日占区和敌后，大家态度乐观，情绪激昂。从日出到日落，从最高官员到泥腿老乡，都为拯救国家、为把日本军事力量赶出中国而努力工作。而汉口的中国人则是在失败主义的气氛中混日子，根本不为国家的利益做事。”

卡尔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看到了什么，让他的思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

(二)

到达山西后，八路军战士的精神气质与生活方式让卡尔逊感到震撼，“他们的信念和训练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必须正直、真诚为人，只有这样才对”。八路军自由和纪律的统一让这位美国军人感到放松和自在，他几乎立刻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与其他任何派系军队不同，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目标纲领与精神品质更符合现代社会对国家和人格的要求。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卡尔逊效仿八路军风格成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卡尔逊向自己的士兵讲述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次，自己在跟随八路军连续24小时行军后，连呼吸都感到痛苦，就问身旁的战士是否感到疲惫，那位战士告诉他不疲惫。这一事例让卡尔逊相信，用信仰武装起来的大脑是力量的源泉，士兵在上战场之前首先应该想清楚自己为谁战斗，为什么战斗。卡尔逊认为八路军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思想教育或政治培训：领导人向士兵们阐释行为规范，以及要这样做的原因;在每一场战斗之前，要让士兵们明白此役的重要性以及自己肩负的职责;让士兵们明白这是我们的国家，必须由我们来保卫，抗日战争的结果不仅决定自己的未来，也决定着子孙后代的未来，因此共产党的军队，每一个人都关心战争局势与国家前途。

卡尔逊坚信中国人会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共产党抗击日本军队的策略是有效的，虽然对手的武器装备更加先进，但是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灵活机动，日军难以招架。中国幅员辽阔，日本只能占领一些战略要地和关键城市，广大农村仍然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这为中国共产党继续成长壮大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最根本的是，八路军与老百姓形成了鱼水关系，卡尔逊指出共产党特别重视群众工作，每到一处都努力将老百姓组织起来，而根据地老百姓也真诚地相信和依赖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他们提供掩护和日军情报。

(三)

卡尔逊认为美国援助中国抗战不仅仅是道义问题，也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了缔结更加牢固和进步的两国关系，卡尔逊相信美国在提供援助的同时，应该对中国国内政治有更准确的评估，特别是对华政策应该顺应“人心所向”。在向美国海军部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卡尔逊称赞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力正使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汇聚在共产主义的大旗之下，相比之下，国民党派系林立，多数有影响力的人都只顾私利而无节制地榨取国家利益。共产党人诚实正直、热爱祖国，是这个国家的新鲜血液，会让中国更加强大有力。

因此，卡尔逊建议美国政府向国民党官员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作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甚至应该以此作为继续提供援助的条件。1944年10月，在加州养伤的卡尔逊得知美国将派遣军事观察团访问延安后，在给罗斯福的信中高兴地写道：“我相信美国军事使团的成员将同我一样，确信中国的共产党军队的领导人，较诸国民党军队的大部分领导者更值得信赖。”杜鲁门上台后，卡尔逊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感到非常愤怒，“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视作是过去美国外交上从未有过的一大错误”。

1947年5月，在太平洋战争中英勇无畏、身受重伤的卡尔逊英年早逝，长眠于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享年51岁。能够告慰卡尔逊在天之灵的是，历史大势终不可挡，在他逝世两年后，曾经与他在延安有过长时间交谈的、被他称为“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不懈地奋斗着”的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11月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