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党创建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中，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具有代表性。”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1930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根据地建立中央局，由于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赣南、闽西根据地是当时全国各根据地中面积最大、力量最强的，中央遂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设在这里。此后，人们便把赣南、闽西根据地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

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为打破敌人进攻，红军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波澜壮阔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历程，也由此拉开序幕。

在执行“攻势的防御”战略中艰辛开创新根据地。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后，由于脱离根据地依托，作战十分不利。1929年2月10日，红四军取得大柏地战斗胜利，扭转了下山作战的被动局面。17日，红四军抵达吉安的东固根据地，与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合。此时，传来了井冈山失守的消息，红四军遂决定于2月下旬经广昌、石城等地向闽赣边挺进。3月，红四军进入福建。20日，红四军前委在长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提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的设想，并强调“这是前进的基础”。4月上旬，红四军利用蒋桂战争之机在赣南发展工农武装割据。5月至10月间，红四军又两入闽西，歼灭当地军阀。至1930年春，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形成。6月，红四军和闽西、赣西南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随后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所有这些，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粉碎敌人三次“围剿”中奠定中央根据地基石。1930年8月，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出“夺取一个有足够工人居民的大的行政政治中心的发展前景”，并特意说明“目前显然赣南、闽南、粤东北地区首先能够成为这样的根据地。”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等9人组成的苏区中央局。24日，中央在讨论全国苏区工作计划时，“确定湘鄂赣连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国民党军陆续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三次“围剿”。根据地军民在毛泽东、朱德等正确领导下，先后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在此前后，红军还积极向闽西北和赣西南开展工作，使得赣南、闽西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20余县的广大地区。受红军胜利影响，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1.7万余人在赵博生（中共地下党员）、季振同、董振堂等领导下宣布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在全面开展各项建设中迎来根据地发展空前盛况。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迅速在政权、廉政、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交通、邮电等方面开展大规模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931年9月后，由于党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成立了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1932年10月，坚持正确方针的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受到错误指责，不久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左”倾错误进一步扩大。庆幸的是，周恩来、朱德排除干扰，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地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数个省级和一大批县级苏维埃政权，红军人数发展到12万余人，党员人数达到13万以上。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等人强令红军同敌人拼消耗，又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丧失了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伟大长征。留守的广大军民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直至全面抗战爆发被整编为新四军。

永不磨灭的革命贡献

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创建的众多根据地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中央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土地革命战争提供了最为直接有力的坚强支撑。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表明，只有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才能为革命战争提供可靠依托，否则无法建立起强大的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后，逐渐发展成为横跨3省、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450余万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主战场和主阵地。在粉碎国民党军四次“围剿”的斗争中，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的历经三湾改编、古田会议洗礼的红一方面军不断壮大，下辖6个军团近10万人。正是这支强大红军，担负着抗击国民党“围剿”军大部兵力的艰巨任务，并在经历长征后成为人民军队的骨干。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提供了现实可能。尽快组建全国性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着眼革命形势发展提出的重要任务。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在瑞金宣告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政权成立后，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的中枢指挥作用，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在建设实践中锻造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人才。据统计，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政治领袖外，在开国将帅中，有9位元帅、7位大将、34位上将、114位中将、440位少将都曾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战斗过。此外，有130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职务或首批驻外大使，其他领域人才更是数不胜数。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成功开辟提供了深厚实践沃土。八七会议后，党就开始了“找着新的道路”的艰辛探索。早在1928年10月、11月，毛泽东就曾提出并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一思想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创建中得到深化。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深刻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此为标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正式形成。此后，在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继续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进行探索，在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指明了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弥足珍贵的历史启迪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这部厚重书卷中，演绎着扣人心弦的斗争活剧，内蕴着历久弥新的苏区精神，将永远给我们以深刻启迪。

心有所信，方能远行。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在异常严峻险恶的斗争环境下，广大共产党员和根据地军民怀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必胜信念，不畏千难万险，不惧敌军压顶，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勇往直前。1934年12月，共产党员江善忠在组织伤员转移时被敌人包围，为掩护伤员，他将敌人引向绝路棒槌峰，弹尽粮绝后咬破手指，在衣服前襟写下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毅然跳崖壮烈牺牲。1933年5月，兴国模范师5161人集体报名参军，被苏维埃中央政府誉为“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1933年7、8月间，安远县镇岗乡一个叫尊三围的“红色村庄”，面对国民党军的报复进攻，赤卫队员英勇抗击全部牺牲，剩余村民坚贞不屈全部遇害。正是有了共产党人和根据地军民坚如磐石的信念信心，中国革命才最终迎来胜利曙光。这深刻启示我们，革命理想高于天，无论任何时候都要矢志不渝、坚定不移。

实事求是，方能进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创建，离不开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艰辛开拓；中央革命根据地大好局面的最后丧失，就在于“左”倾教条主义者背离了实事求是。1930年5月，毛泽东痛感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严厉批评党内存在的“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的恶劣现象，大声疾呼“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作过《寻乌调查》等十几个切合实际的调查。正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我们党才能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中就创建了一支相当规模的红军和一系列革命根据地。1931年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最终导致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内的众多苏区几乎丧失殆尽。这深刻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推进。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党始终牢记群众利益，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党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就提出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1931年2月，苏区中央局明确提出，必须使广大农民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郑重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正因为如此，党才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拥护。这深刻启示我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任何时候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