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之一，诞生了多支红军主力，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了解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历史——

“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锦幛

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抗战时期“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锦幛，上有3000多人的签名。锦幛是用两块红色平板布缝制的，长4米，宽1.5米，幛面上缝着用黄平布剪成的标语“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锦幛上款为“纪念七一、七七献给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下款为“济宁市第三区全体市民鞠躬”，字体均为隶书。另在幛面上有用毛笔竖排楷书山东济宁市民3357个名字。原本锦幛上缝有一枚直径约0.9米的不规则大五角星，后该五角星被共产党员张世全取走。

这是济宁市民为纪念“七一”“七七”献给济宁市委的锦幛。1941年，山东济宁3357位市民为纪念建党20周年和七七事变4周年，联合在“永远跟着共产党走”锦幛上签名，当时正值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济宁处于国统区，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党组织指派河南新县籍共产党员张世全将此锦幛送回家乡——鄂豫皖根据地收藏。

张世亮是张世全的弟弟，新县一位普通农民。张世全在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后，一直杳无音信。1941年9月的一天夜晚，劳累一天的张世亮刚刚睡下，外面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他惊醒，原来是久未谋面的哥哥张世全回来了。与张世全一起的还有两个人，进门后，张世全连水也顾不上喝，就对张世亮说：“老二，我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送一样东西给你保管。”说着，张世全拿出一面锦幛，并且郑重地叮嘱：“这面锦幛很重要，你千万不能丢。若是丢了，不光咱们有生命危险，锦幛上还有3000多人的名字，他们都将命在旦夕。我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等革命胜利了我再来取。现在我把上面的五角星摘下来带走，万一我遭遇不幸，日后有人拿着这颗五角星来，你才可以把锦幛交给他。”说完这番话，张世全放下锦幛，便匆匆离开了。谁想这一别，竟是他们兄弟二人的永别。

张世全走后，张世亮当即找了一件衣服将锦幛仔细包好，藏进后山一个洞里。过了几天，张世亮怕山洞不安全，他又连夜将锦幛取回家，在家里灶口挖了一个三尺多深的坑，在坑里放了一只小凳子，将锦幛包起来放在凳子上，为了防潮，又在凳子下垫上一层干石灰，再用柴草盖在锦幛上，最后用干土把坑口填好。隔一段时间，张世亮就检查一下锦幛是否受潮。就这样，锦幛一直被完好保存了几十年，直到1984年张世亮病重，才把这件事告诉儿子，并将锦幛捐献给新县政府。

这面锦幛上的“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誓言，充分表明了济宁市民和张世全等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

吴焕先用过的怀表

这是红25军军长吴焕先用过的怀表，直径5厘米，圆形，钢质，黑色表盘，它是吴焕先指挥郭家河战斗时用来计时的。

吴焕先（1907年—1935年），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四角曹门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开始在家乡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鄂豫边中心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他曾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红4军12师政治部主任等职。1934年，他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委，与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率部开始长征。1935年8月21日，吴焕先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英勇牺牲。

1933年3月初，中共鄂豫皖省委总结经验，认为根据地和红军的元气已初步恢复。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划区“清剿”，以保卫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策应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决定向敌人大举反击。

1933年3月4日，国民党第35师103旅205团、104旅207团进占光山县南部的郭家河村（现河南新县郭家河乡），接替第89师的布防任务。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首长分析了情况，认为敌军刚到郭家河，人地生疏，立足未稳，战斗力较弱，并且红25军经过一段时间休整、补充，士气旺盛，此外郭家河是我党的老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据此，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首长果断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全军力量歼灭敌人。

按照作战部署，红25军连夜集结到光山县新集（现新县县城）以南一带，第74师和军特务营负责进攻郭家河的敌军，第75师负责阻击可能由新集出击的敌军援兵。3月5日晚，红25军军长吴焕先为战士们做战前动员，号召全军指战员英勇对敌，打好全军集中兵力作战的第一仗。当晚，吴焕先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怀表交给光山县委委员陆汉清，让其速到郭家河湾店村联系弦南区独立团、地方武装和当地群众，准备3月6日拂晓向敌军发起进攻。地方武装以此表计时，3月6日拂晓，以合围之势准时向郭家河东南羊人岩警戒的一个营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军被全部歼灭。郭家河一战，为红25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

这只怀表在打赢郭家河战斗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当地军民称其为“胜利的表”。战后，吴焕先将怀表交由陆汉清保存。

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国共战争进入白热化。陆汉清将怀表托付给大姐陆华清，并告诉她：“这块‘胜利的表’一定要保存好，将来是要重见光明的。”1936年，陆汉清因叛徒告密被捕，后英勇就义。1969年12月，陆华清将怀表交给湾店村文物保护小组负责人、共产党员张爱华收藏，2000年7月，张爱华将怀表捐献给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一张血染的党证

这是一张特殊的党证，上面沾满血渍，它的主人就是开国将帅中13位独臂将军之一的陈波。党证布制，长方形，中上方印有两颗五角星、列宁和斯大林头像及党证字样，下方印有一个宽11.5厘米、高10厘米的长方形表格，栏内写有持证人的姓名、参军入党时间、颁发单位及颁发时间等。

这张党证是1934年由川陕苏区党组织颁发给优秀共产党员的，当时共颁发了2000张，但新中国成立后仅保存下这一张。2010年，陈波将军之子陈铁生将党证捐献给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陈波，原名陈汉清，河南省新县人。1929年春，20岁的陈波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调任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书记（即参谋），后被选为红四方面军参谋处党支部书记兼党小组组长。

1934年10月，在川陕苏区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党组织为激励广大党员奋勇对敌，决定给优秀党员签发党证，这也是党组织对党员的一次全面考核。在支部会上，宣传委员徐向前说：“我们的支部书记陈汉清同志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同意发给党证。”就这样，陈波和其他几位党员领到了首批党证。陈波十分珍惜这份荣誉，他特地缝制了一个小皮囊系在腰带上，专门放置党证和党费。

1941年3月的一天，时任八路军前总特务团副团长的陈波向战士们介绍完滚雷的使用方法后，带头进行滚雷试验，他命令大家后退300米，然后抱起西瓜大的滚雷向山丘走去，这时团长欧治富拦住他：“这是新制的，有危险，我来吧！”陈波摇摇头，说：“你是一团之长，还是我来吧！”陈波待大家进入安全区后，开始按雷、擦火，只听“嘣”的一声，试验的滚雷突然爆炸，陈波当即倒在血泊中。经过抢救，身负重伤的陈波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仅剩一只胳膊和两条无法弯曲的残腿。苏醒后的陈波，第一时间用仅剩的右手摸了摸腰带，然后焦急地问护士：“我的小皮囊呢？”护士不明其意，陈波解释说：“我腰带上的。”护士将他的血衣翻遍，终于找到被鲜血浸透的小皮囊，里面的党证已被染红。

负伤后的陈波虽然不能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但他并不气馁，决心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由于从小家境贫寒，从没进过校门的陈波在参军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次养伤的时间成为他学习文化的极好时机，一本《论持久战》既是政治和军事的教科书，又是文化读本。失去左手，他便用木尺压平书本；没有老师，医生护士就是教员。

半年后，陈波“毕业了”，并成为一所“荣誉军人”学校的校长。从此，他带领30多名残疾军人在河北的一个小山村养伤治病、练文习武。在这里，陈波学会了爬山、骑马和单臂射击。1944年，随着日军侵略日益加剧，党中央命令陈波等人转移到延安养伤。陈波等人在没有部队护送的情况下，凭借智慧英勇对敌，一次次闯过敌人的封锁线，最终顺利到达延安。延安的老战友见到陈波后，激动不已：“面对那么多鬼子的围追堵截，你们创造了奇迹。”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为抢夺东北的抗战果实，向东北大肆增兵，我党紧急组建了“赴东北工作干部团”（东干团）支援东北。陈波当即向上级提出参加“东干团”的请求，领导似乎故意考验他，走到院子里，指着一匹烈马说：“上马兜一圈，不从马上摔下来，就让你去。”陈波接过缰绳，右手一按马背，稍一纵身便跃上去，10多分钟后他骑马回到了原地……就这样，陈波成了“东干团”的一名成员。日军投降时，按照党的指示，陈波接到看管日军一个军用仓库的任务，他只身一人日夜守卫，既防火防盗又要防备敌人突袭。后来，支援东北的359旅官兵赶到，正当战士为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而愁眉不展时，陈波挥动着右手：“这里有。”我军官兵不仅得到了充足的物资，更从这名身残志坚的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了莫大的激励。

多少次，行军作战的汗水把党证浸透；多少次，沿途的风雪奇寒把党证上的汗水又凝成冰凌。陈波怀揣这张党证，冲锋陷阵，勇闯难关。

这张党证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转变，也见证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一片赤诚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