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在松滋建立后，全县人民精神振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松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勃勃生机，人民充满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憧憬。但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课题， 是摆在全党及松滋各级党组织面前的重大任务。由于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中共松滋县委领导松滋人民走上了一条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松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县委于 1956 年 5 月 26 日至 30 日在新江口召开了中共松滋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 307 人，列席代表 17 人，代表着全县 2951 名党员。

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总结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新松滋的任务。大会听取了杨致远所作的《中共松滋县委几年来的工作报告》和中共松滋县监察委员会《关于党的监察工作的报告》；讨论通过了《1956 年到 1967 年松滋县发展农业的全面规划（草案）》。大会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分析了松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今后要处理好工业与农业、粮食生产与经济作物及副业生产、商业与工农业、财政与经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等关系。大会要求充分发挥全县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动员一切积极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松滋而努力奋斗。大会选举杨致远、王俊杰等 18 人组成中共松滋县第一届委员会，并选举 4 名候补委员和出席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8 名代表。在县委一届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杨致远、王俊杰、燕启祥、查远澄、李洪平、宋万福、马维洲、尹德贵、王友泽等 9 名县委常委，杨致远任第一书记，王俊杰任第二书记，燕启祥、查远澄、李洪平任副书记。届中先后增补彭锡春、史书题、宓庆彩为县委常委（会后不久，杨致远调荆州行署工作；12 月，王俊杰任县委第一书记）。

大会结束后，中共松滋县委领导全县 56 万人民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但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肃反”和“审干”的文件精神，7 至 8 月在全县开始了肃反和审干工作。由于肃反和审干的范围不断扩大，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 1959 年才告结束。

9 月，党的“八大”召开。大会在指出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今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还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闭幕后，县委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领会八大会议精神，引导党员干部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八大是我国处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举行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会，它为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成果。实践证明，八大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12 月 26 日至 1957 年 1 月 1 日，第二届县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新江口召开。大会听取了马维洲作的《县人民委员会政府工作报告》。马维洲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两年来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充分肯定，同时， 根据党的“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指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在报告中分析，农业合作化后，由于对农村的新情况、新变化、新矛盾认识不足，预见不够，缺少领导和管理农业生产的经验，工作中出现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其主要问题为： 一是在编制农业生产计划上，民主性不够，调查研究不够；二是在农业生产技术改革上，既有盲目冒进，又有放任自流的右倾保守现象；三是在水利工程上，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修建五溪隔堤大型水利工程。这些问题造成群众严重不满情绪，说明党员干部队伍中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5 月 1 日，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 决定首先在全县党员机关干部和社会知识分子中用两个半月开展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5 月 4 日召开，召开全县三级干部扩大会议，1200 多名乡、社干部参加学习讨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通过学习讨论，广大党员干部认识到自己在工作中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的错误。不少干部检讨采用捆人、戴绿帽子游行、关黑屋等“左”的错误方法，严重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学习结束后，县委又根据省委、地委安排部署了全县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在农村和城镇及工矿企业分别开展。8 月 16 日，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部署农村整风运动；10 月，又部署城镇工矿企业的整风运动。在这之前，全县各级党组织开展了整风学习活动，同时组织党内外人士向党政各级组织提出了 95827 条意见，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错误思想和作风问题提出了积极批评，当然也出现了一些错误言论。由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大民主”，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使整风运动不能进行下去。于是县委根据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精神，从 1958 年 1 月开始，陆续在全县中小学教师和县直机关干部中开展反右派斗争。到 1958 年 7 月反右派斗争结束，全县共划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341 人，确定反社会主义分子 26 人，均定为敌我矛盾。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员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党政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的批评意见中，虽然有一定片面的言论，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却被错误地划定为右派分子。这种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不仅给这些同志个人带来不幸，也在很大程度上给党的建设造成了危害。

二、松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 年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为了落实中央的精神，县委于 12 月 25 日至31 日召开了一届二次会议。出席代表 233 人，全县区、乡党组织的书记和县直机关党员科（局）长列席了会议。会上，王俊杰作了《全党动员， 全力以赴，组织生产大跃进，以革命的精神和移山填海的毅力，在十年内把粮食增长两倍和棉花增长三倍》的报告，并讨论了《1958 年-1967 年松滋县发展农业的全面规划》。会议批评了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不切突际的生产大跃进的十年规划。

1958 年 1 月，省委召开孝感、黄冈、襄阳、荆州 4 个专区的农业生产会议，要求这些专区共 49 个县在一年内实现“千百万，翻一番”的增产运动。即以县为单位达到粮食亩产千斤、棉花亩产皮棉百斤、户产粮食万斤，使各县粮、棉、油总产翻一番。会后，县委在全县贯彻省农业生产会议精神，向全县发出“苦战三年，改变松滋现有面貌”的战斗口号，制定了 1958 年“粮、油翻一番，皮棉亩产一百三，牲猪每户两头半，多种经济翻一番，棉花超麻城，粮食超孝感”的宏伟规划。由此，松滋的“大跃进”在农业战线率先开展起来。

1958 年 3 月，中共荆州地委为了加强对松滋大跃进的领导，派副专员杨致远任松滋县委书记，派史书题来松滋任县长兼书记处书记。县委也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充实基层领导力量，转变干部工作作风：一是下放一批机关干部到基层工作。至县直机关整风结束前夕，全县有 625 名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或参加基层工作。二是在干部队伍中批判“三风”（官僚主义作风、宗派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三是要求干部坚持种试验田，组织在职干部轮流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当社员并与社员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转变机关作风，把指挥机构——县委办公室搬到农村。县委采取这些措施， 为农业实现“大跃进”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5 月 5 日至 9 日，松滋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 281 人（应出席 352 人）。大会由副县长刘华平代表县人民委员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批评了农村技术改革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要求以顽强的革命干劲，把全县农业生产推向更高潮，为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而奋斗。

会后，由于县委和各级基层组织受高指标的压力，加之八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情绪不断滋长，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强迫命令、瞎指挥的作风日益严重。松滋在湖北省创造了油菜总产翻三番的“业绩”。

5 月 10 日至 16 日，全省油菜现场会在松滋召开。在这之前，省委书记王任重率 45 名县委书记来参观松滋油菜。江苏、安徽等 6 省油菜参观团也来松滋。6 月 19 日《湖北日报》对松滋油菜总产翻三番作了专题报道。县委《油菜跃进上游千斤》的文章也刊登在《湖北日报》、《荆州报》、《松滋报》等大小报纸上。文章中说：“过去不敢提的八百、九百、千斤亩已经出现了，结四千、五千、六千个荚的油菜王不止一根，而且很多。我们的口号是：向（亩产）千斤跃进。”

松滋油菜高产制造了轰动效应，粮食、棉花等也放出一批高产卫星， 其中滩桥公社先进大队放出一季晚亩产 19968 斤的高产卫星。对这颗高产卫星，该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还在荆州召开的农业生产技术会上进行了经验

介绍。

高指标带来的只能是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却不能带来农业的大丰收。1958 年粮、棉、油等农产品按上报数来看，都大幅度增产，而实际上比1957 年减产。水稻是松滋粮食的重头戏，1958 年县委提出“一季超全年” 的口号，全县种一季粳稻 362 万亩，占水稻面积的 48.5%，但一季粳稻生长期长，误了秋种，致使 1959 年夏粮面积减少 31 万亩，占夏粮总面积的54.8%。1958 年稻谷不但没有增产，反而对 1959 年造成连锁反应，加之天灾人祸，粮食产量一年不如一年。

松滋的“大跃进”从农业开始，但随后在工业、交通、商业乃至文教卫等行业接连兴起。其中全民动员、全党动手的大办钢铁运动，给松滋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1958 年 2 月，中共湖北省委召开的黄石现场会议提出“要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并要求在 7 年内全省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副业总产值。5 月，县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根据省委的要求，提出县里要办化肥厂、乡里要办农具厂、社里要办农副业加工厂的口号，全县迅速掀起了大办工厂的热潮。到 1959 年，县里办起 30 家工厂，职工达 4884 人， 工厂比 1956 年增加 9 个，职工增加 3000 人；区、乡办起 954 家工厂，比1956 年增加 310 倍，职工达到 13710 人，是 1956 年的 8 倍。在小工业急剧膨胀的情况下，5 月省委又召开城市和工业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湖北五年钢铁生产规划的初步建议》，要求实现规定的钢铁指标。为了保证和超额完成任务，省委提出三项主要措施，措施之一就是实行统一布局，在全省建立 10 个钢铁基地。松滋被列为 10 个钢铁基地之一。

8月，全县掀起了全民动员、全党动手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刘家场地区聚集了松滋、江陵、公安、石首、洪湖、监利等县大批干部群众，称之为 10 万钢铁大军。松滋除组织 5 万多人上山炼钢铁外，还发动 3 万多人开展伐木烧炭、后勤保障和物资运输工作。炼出的 3000 多吨钢铁多系无用的烧结铁。农村劳力去炼钢，一季晚熟在田里无人收，棉花烂在田里无人摘。1959 年群众性的炼钢铁逐步下马，松滋、江陵、公安、洪湖、监利等五县组织 700 多人的炼钢铁专班继续进行。松滋作为东道主，承受了物质上和生活上的巨大压力。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对工业、农业乃至整个经济生活都造成严重的危害。一方面，抽调大量农业劳动力，严重削弱了农业，使农业遭受严重损失；另一方面，造成对煤炭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对森林资源的极大破坏。松滋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在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一次沉痛教训。

1958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会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掀起。9月，县委根据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和荆州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紧急会议精神，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2 月，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八宝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尔后，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将全县 815 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合成 9 个人民公社，参加农户达 13 万余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 99.7%。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的管理体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记工分；大搞“一平二调”，即平均分配，无偿调用生产队财物和劳力。总之，大刮“共产风”，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很快有所察觉，并开始纠正。1959 年 2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主要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和纠正“共产风”问题。3 月，县委召开有万人参加的五级干部会，传达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 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将公社单一所有制改为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相当于高级社）三级所有。作出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得到了一些纠正。

但是，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党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9 月至 10 月，县委连续两次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在全县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会后又分别在县直机关干部集训会和农村党员整风会上进行了反右倾斗争。全县共有 1488 名党员干部参加运动，占全县党员干部总数的 73%。在运动中有 203 人受到批判，定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 21 人、严重右倾保守错误的 100 人、严重个人主义错误的 73 人、其他错误的 9 人。在运动中有 36 人分别受到各种党纪处分，从而使大跃进的“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党内民主生活进一步受到损害。

1960 年 1 月 16 日至 20 日，中共松滋县第二届代表大会在新江口召开。出席会议代表 391 人，列席代表 32 人，代表全县 6044 名党员。大会听取了杨致远作的《工作报告》、燕启祥作的《关于实现 1960 年持续大跃进规划》的报告、史书题作的《大力发展工业，更好地全面支援农业特大跃进》的报告。会议主题是持续“大跃进”，对 1959 年以来经济发展状况作出了脱离实际的估价，错误地提出党内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是过去工作中缺点和错误的主要根源。会议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继续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更大的生产高潮，实现特大的跃进。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松滋县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21 人，侯补委员 4 人。还选举了中共松滋县监察委员会委员9 人和出席省第二次党代会代表7 人。在县委二届一次全体会议上， 选举产生张风歧、李化真、燕启祥、史书题、查远澄、马维洲、宋万福、贡福珍、王友泽等 9 人为县委常委，张风歧为县委第一书记，李化真、燕启祥、史书题、查远澄、马维洲为书记处书记。届中先后增补彭锡春、韩怀臣、徐诗杨、乔济民、鲍溥汉（1965 年 1 月撤销县委书记处后任县委书记）、刘汉庭、魏叔康、张子彦、李一夫、李鼎新、邹祖耀、尤让卿为县委常委。

持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松滋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加之自然灾害严重，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对此，县委检讨工作作风上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错误，坚决贯彻省委提出的“整风整社，休养生息，生产自救， 节约度荒”的方针，加强领导，依靠群众，渡过难关。

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由于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上急于求成，因而在生产关系上求大求纯，急于过渡。实践证明，这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三、松滋的洈水工程和水利灭螺工程

洈水是松滋境内最大的一条山溪河，山洪频发，水大势猛，加之江水顶托，洪水排泄不畅，曾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整治洈水水患是松滋人民的夙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几次决定对洈水水系进行改道，都没有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洈水治理。1952 年就决定进行局部改道，但因公安人民反对，工程无法进行。1954 年大水后，洈水下游的松滋、公安两县严重受灾，荆州专署水利分局会同松滋、公安两县两次勘测，决定在下游进行裁弯改道。松滋、公安调集民工 3 万人，于年底动工。但动工刚一个月连续五日普降大雪，雪封冰冻无法施工，被迫停工“下马”。

1958 年，县委再次决定治理洈水。6 月，成立“松滋县大岩咀（西斋） 水库工程指挥部”，由西斋区委书记马维洲兼任指挥长，开始了施工前的准备工作。9 月 1 日，正式动工，上民工 4 万多人，最多时上到 7.6 万人。主要工程项目有大坝填土和反滤坝填筑，修建南北输水管，围堰合龙以及采石、建桥（西斋大桥）等，土方工程量达 441 万立方米。10 月，“荆州专区洈水水库工程指挥部”成立，公安县人民也参加了洈水工程建设。

在没有机械设备的年代里，洈水工程 “土法上马”，两县人民用独轮手推车推出了洈水大坝。从 1958 年到 1959 年完成大坝清基、坝基处理以及局部回填等工程后，年底又投入大量民工开始大坝和发电站的全面施工。1960 年 1 月，20 万建设大军在工地党委提出大战 1 月份、完成土方60 万立方米任务后，掀起了大规模的施工高潮。为了确保大坝合龙，广大干部、民工纷纷表示不完成任务不回家过春节，继续坚持战斗，终于在月 2 日上午实现洈河截流，取得了洈水工程第一个伟大胜利。洈水截流后，20 万建设大军投入洈水工程大决战。由于大风寒潮到来，进入 3 月， 又断断续续下了 19 天阴雨，库水猛增 10 米，给施工造成严重困难。民工们坚持小雨大干，晴天突击，争分夺秒，担土必争，和时间赛跑，与洪水斗争，终于筑起长 1500 米、高 90 米的拦河大坝，完成土方 80 万立方米。

1961 年春，为了解决水库临时溢洪的需要，在北副坝开挖了孙家溪临时溢洪道。1962 年 4 月，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洈水水库工程暂时停建。1965 年冬，洈水工程再次上马，松滋上劳力 2 万人（公安上劳力 1 万人），负责回填北段 865 米坝基和完成主、副坝土方及刹尾工程。在大坝续建同时，松滋完成孙家溪溢洪道工程和西斋水电站土建工程。此后洈水水库工程进入加固和干渠建设时期。

洈水大坝为土质坝，建成后的主坝长 1640 米，南、北副坝长 7328 米， 大坝最大垂高 42.95 米。洈水工程共完成土石方 2570 多万立方米，投入标工 3220 多万个，总投资 3318 万元，其中松滋民工投劳折款 1250 万元。洈水水库的建成，减轻了下游 21 万亩农田的山洪威胁，可灌溉松滋、公安、澧县 52 万亩农田（松滋有 10 个乡镇受益，有效灌溉面积 25 万多亩），此外还有防洪、发电、养鱼、供水、旅游等多种用途。

根治洈水，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松滋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战胜重重困难，用汗水以至生命换来了造福千秋万代的高山明珠。

在整治洈水的同时，县委、县政府响应党中央、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的号召，把根治水患和病害纳入同等重要议事日程。松滋为湖北省血吸虫病流行重疫区，全县除刘家场山区外，其余九区三镇内 239 个村均有血吸虫病流行，40 万人口受到威胁。为了防治血吸虫病，1955 年 9 月，成立松滋县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1956 年正式成立血防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检查等工作。12 月，成立水利灭螺工程指挥部，水利、血防联合办公。各乡也相应成立水利灭螺工程大队部。从此，自上而下的水利和血防工作统一起来。1957 年 4 月，县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由水利部门负责血防灭螺，把灭螺用工纳入水利统一负担，于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灭螺在全县开展起来。入冬，县委副书记查远澄和县委委员彭锡春在老城区城东乡办点，组织胜利、幸福、新胜、群乐四个农业社共 1000 多名劳动力，采取开新沟、填旧沟的办法，消灭钉螺面积 24590 平方米，使城东乡成为全县第一个无螺乡。

试点的成功，推动了全县的灭螺工作。1958 年，全县灭螺面积达到4025.5 万平方米，其中结合水利灭螺 2180 万平方米，占 50%以上。杨林市区青龙乡、水府乡，老城区澌洋乡、柏杨乡以及大同区温家潮乡都先后成为无螺乡。

1959 年至 1961 年因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全县血防工作一度停顿，疫情出现回升。1962 年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央血防会议精神，结合县内实际，重新制定血防规划，由水利、血防部门结合查清螺情，再根据先上游后下游、先易后难的原则，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通过采取行政、技术、群众相结合的办法进行钉螺普查，在全面掌握螺情的基础上，集中全县力量， 从 1963 年冬开始，展开了为期 3 年的以水利结合灭螺为主的灭螺歼灭战。

年中累计投入标工 126583 个，灭螺 354 处、497.2 万平方米。1965 年冬至 1966 年春，全县又抽调 105 名血防干部和医务人员，在刘明哲副县长带领下，奔赴洈河上游街河市、西斋两区，再次开展水利灭螺歼灭战， 一举歼灭面积达 56.67 万平方米的 120 个有螺区域，同时扩大耕地面积113.34 万平方米，基本解除洈水上游沿岸 8 万人民的血吸虫威胁，也为洈水下游地带灭螺奠定了基础。

松滋血防工作不仅取得了很大成绩，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水利结合灭螺的宝贵经验。这一经验曾被其他许多地区推广，为消灭血吸虫危害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松滋经济通过调整得到好转

1960 年 7 月上旬，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左”的错误。1961 年 2 月，省委召开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贯彻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县委根据会议精神，立即停止执行松滋县第二届党代会提出的工农业特大跃进的规划，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调整国民经济上来。

首先，县委在农村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结合整风整社解决“共产风”问题。先是对群众经济损失进行退赔，共退赔房屋 15406 间，农具30522 件，家具 45029 件，竹木 273 万斤，共计折合人民币 618 万余元。接着又根据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取消供给制， 缩小社队规模，确定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基础。后来又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把组织生产和分配统一起来，较好地解决了建立高级社以来就存在的平均主义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在城镇开展精兵简政、缩短工业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城镇人口工作。经过 3 年的调整，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得到精简，有 1817 人下放到农村基层工作；工业企业整顿了酒厂和机械厂，停办了灯泡厂、车辆厂和钢铁厂，3209 名工人返回农村。全县共精简干部、职工 7800 余人。同时下放城镇人口到农村，压缩城镇人口 1.1 万余人。

再次，围绕调整国民经济这个中心加强党的建设，把党的建设重点转到“整顿、巩固、教育、提高”上来。1960 年下半年至 1961 年下半年， 在农村开展反“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运动，整顿干部作风。全县有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 23163 人参加了运动。经过整风，有 3856 名干部（占四级干部总数的 17.6%）受到不同的行政处分，其中 289 人被开除公职；有 370 名党员受到党内纪律处分，其中有 56 人被开除党籍。同时提拔了 5729 名干部充实社队领导班子。整风结束后，县社两级又组织 557 人改造落后支部的工作组，到 11 个管理区和 127 个生产大队去帮助工作。为了教育提高干部，县委批转县委组织部制定的《关于培养训练党员干部的规划（草案）》， 开办县、区、社三级党校，分级分批轮训党员干部 15923 人。1962 年， 县委又加快了对“大跃进”以来，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 8056 名县、区、社、队四级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

属于全部搞错的 3565 人给予全部平反，属于部分搞错的有 2557 人平反。同时还摘掉了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县委通过调整，转变党建工作重点， 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干部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

通过调整，松滋经济逐步得到好转。1965 年，全县粮食、棉花总产比 1957 年分别增长了 7%和 19%；工业由于基本建设战线缩短而得到巩固和提高；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条战线也在调整中获得长足发展。全县的社会主义建设重现繁荣景象。

五、松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 年 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后，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社教运动在农村是以“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在城镇是以“五反”（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开展的。松滋的社教运动大体经历了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62 年 11 月至 1963 年春，在松滋农村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开展以解决单干风和公私矛盾为主的社教运动。在运动中，兑现了 1962 年的决算分配，纠正了政策上的偏差，进一步贯彻了“六十条”；对敌人的破坏活动和投机倒把、封建迷信、贪污盗窃、铺张浪费等歪风邪气进行一般打击，伸张了正义。1963 年 4 月初，根据省委提出的“检查总结，补课提高”要求，组织 14 个工作组对 4 个区、14 个大队进行检查。发现农村存在不少问题后，又选择 6 个大队试点，进行了补课。

第二阶段，从 1963 年春至 1964 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在西斋、街河市、南海 3 个区、48 个公社、424 个大队进行了以所谓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封建势力的进攻和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为内容的社教运动。

第三阶段，从 1964 年下半年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主要内容是贯彻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精神。1964 年 10 月，地委社教总团认定中共松滋县委几名主要成员有严重问题，从而调整了松滋县委领导班子。次年 1 月，地委派鲍溥汉来松滋任县委书记，马维洲、查远澄先后复任县委副书记。1965 年 4 月，县委在初步“四清”集训会上，依据中共中央《二十三条》，对全县 34.6%的区级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然后在 72 个公社、621 个大队开展了以解决分配为主的初步“四清”（这时的“四清”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并将“社教”、“五反”统称为“四清”）。开展运动的 72 个公社中，县委认定 68 个公社有严重问题，从而调整了 201 名公社干部；开展运动的 621 个大队中，被认定有严重问题的大队党支部 166 个， 对 525 名大队三职干部（党支书、大队长、会计）进行了调整。

在农村开展社教的同时，县委还利用每年夏秋时间在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了两批“五反”运动。1966 年县委又在卸甲坪公社进行系统“四清”的试点，为地委在松滋进行系统“四清”作准备。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四清”运动才告终止。

这次农村的“四清”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在大范围的实践，把一些不同性质的矛盾都认为是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从党的“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 10 年，是党领导松滋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 10 年，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探索成就的 10 年。虽然“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松滋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和灾难，但松滋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仍然取得很大成就，特别是在农田、水利建设（包括洈水工程和水利灭螺工程）上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在历次运动中，伤害了不少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和人民群众，挫伤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种“左”的错误继续发展，终于酿成空前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来源：松滋市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