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迎接解放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玩弄“和平”阴谋、准备发动内战的企图，党中央确定了争取和平发展和准备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根据变化的形势，松滋随即建立了新的地方党组织——松（滋）枝（江）宜（都）五（峰）石（门）五县据点。全面内战爆发后，五县据点先后发动人民开展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有力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在此期间， 人民解放军江南纵队转战松滋，在一定程度上鼓舞和推动了松滋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和斗争。1948 年 3 月，五县据点被破坏，松滋地区已无党的组织，但松滋的革命斗争并未停息。在中共江汉第三、第四地委的派遣下， 王开戢、张伯源、周悟人、刘华平等共产党员到松滋开展城市工作，迎接解放军渡江南下，在他们的努力下，松滋人民终于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曙光。

一、湘鄂边五县据点初期的活动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湘鄂边各县国民党政府均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加速了反共部署。他们充实特务机构，集训国民党兵，清查户口，整顿保甲，妄图将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组织一网打尽，以扫清他们“建国”的障碍。在这样的形势下，县内党的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开始了新的斗争。根据抗战胜利后急剧变化的形势，南方局于 1945 年 9 月函示刘家瑞停止渝熊交通线的建立工作。10 月，再次来函，令刘家瑞速赴重庆汇报。

1946 年 3 月，刘家瑞登程赴渝，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听取了汇报。经商定，南方局指定刘家瑞为松滋、枝江、宜都、五峰、石门工作区据点负责人，对这一地区的工作负总责。刘家瑞赴重庆之前，曾在石门中岭主持召开了一次研究武装斗争的会议。会议决定将部分已经暴露的同志转入武装活动，由田中夷负责，以石门西北地区为基地建立一支武工队，骚扰敌人大后方，以配合解放军的自卫战争。1946 年 3 月，这支由 17 人组成的武工队正式成立。武工队成立后计划中的第一次战斗是夺取刘家场乡公所枪支，处决松滋油榨口敌乡长周润生。武工队与刘家场地下党员刘华平取得联系后，得知敌乡公所戒备甚严，便放弃攻击，折回油榨口将周润生及其 3 名敌委员毙伤。

刘家瑞从重庆回到五峰县水淹淌驻地后，即根据南方局指示，建立起工作据点。不久，据点策划了武工队的又一次战斗——奔袭鹤峰县龚家垭税务所。此役毙敌税务所长以下 12 人，缴获长枪 12 支，子弹 200 余发， 手榴弹 10 余枚，还缴获了大量钱币物资。归途中，又顺势攻打五峰县湾潭乡公所，缴枪 3 支。经过这场战斗，武工队实力大大增强。但因形势急剧恶化，据点指示武工队暂时疏散隐蔽，待机再起，并调武工队田金山、刘华平担任据点交通联络工作。

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反动派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全面内战爆发。为了配合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斗争，湘鄂边据点派田金山重返石门，集结原有武装人员，开展敌后武装斗争。不久因一次策反失败，武工队 3 人被害，田中夷、田金山亦因此暴露，武装活动暂时终止。为便于与江北解放区取得联系，据点驻地于 12 月迁至长江北岸宜都古老背。

二、人民解放军江南纵队转战松滋

正当松滋的革命斗争面临困难的时候，由李人林、张才千分别率领的两支人民解放军先后南渡长江，并整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纵队，在湘鄂边地区进行了为时 4 个月的游击战争。

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7 月初，中原突围的南路大军——中原解放区第一纵队主力和江汉军区部队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西渡襄河，进抵鄂西北，前锋直指陕南川北。为了配合华北、华东正面战场的自卫战争，党中央指示到达陕南、鄂西北地区的中原军区部队，以秦岭、伏牛山、武当山为依托，就地坚持，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派遣一支部队东渡襄河，重返大洪山、桐柏山地区，一面发动群众，收容未及突围的少数人员，一面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掩护鄂西北、陕南地区部队展开和配合华北解放军主力作战。执行东渡任务的是由原江汉军区一个团的 5 个连和 1 个警卫排、1 个手枪队组成的“江汉支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李人林。江汉支队成立以后，孤军深入敌后，转战长江以北的大洪山、桐柏山及襄河两岸地区，创造了以少胜多、常胜不败的奇迹。

1947 年 1 月 22 日，江汉支队 400 余人由江陵郝穴南渡长江，挥师南进， 于 24 日在公安三汊河、甘家厂消灭该县保警大队，继而折向西北，于 27 日午后由敖家咀进入松滋县境。当日黄昏抵暖水街，遇敌松（滋）澧（县） 石（门）联防中队阻击。经少时战斗，毙伤敌 10 名，缴获轻机枪 2 挺， 步枪 26 支，子弹 1726 发。战斗结束后，支队抵达暖水街对岸白木洲一带休整宿营。这时，鄂西北军区和中原军区分别来电，对江汉支队横渡长江、大胆深入敌后的果断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指示江汉支队在江南开展更大规模的游击战争，积极配合华北战场解放军主力作战。根据这一指示，江汉支队将部队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支队。29 日下午，支队转往罗汉寺、覃睦庄一带驻扎，在天星堰缴获敌军 2 个粮仓。31 日，支队在敌七三旅、湖北省保警大队及松滋邻县警队分路集结、准备围剿之时，迅速西出县界转入湖南，向五峰、鹤峰、桑植开去。

2 月初，鄂西北区党委根据中央、中原局关于保存革命力量、主力可以在襄河两岸长江南北广大地区灵活机动打击敌人的指示精神，决定鄂西北军区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以争取战争主动权。2 月 14 日，军区参谋长张才千奉命率军区机关、警卫部队和四团（团长王定烈）共 1200 余人， 从宜都古老背渡过长江，进入湘鄂边，拟会合先行渡江的江南游击支队， 寻找一支以彭远骤为首的民变武装。2 月 24 日，张才千部在五峰红鱼坪与李人林部会师。两部奉令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纵队，共 1600 余人，由张才千任司令员兼政委，李人林任副司令兼副政委，王定烈任参谋长。红鱼坪会师整编以后，江南纵队便沿清江南岸向鄂西南挺进，寻找民变武装彭远骤部，随后又兵分两路进入湘西。3 月 23 日，在鹤峰大窝坪重新会合，因得知彭远骤已死，余部亦无确定地址，遂结束寻找彭部，转而向东再次进入石门、澧县地区，威逼湘西重镇常德。4 月 6 日，江南纵队于澧县在大堰垱击溃向我进攻之敌三十三旅八十六团第二营，并将前来增援的敌九九团击退。战斗结束后，纵队自鄢家巷向北开进，由高学屋进入松滋县境。7 日中午，由豹子岭、任家岭、茅草街分三路徒涉洈河，抵达西斋宿营。时驻西斋的国民党松滋县保警大队二中队早已闻风而逃。部队一到西斋便到处张贴标语，宣传发动群众，同时开展筹款筹粮工作。部队在西斋仅驻一昼夜，即借款 2000 万元。此外，部队还在丰乐乡九口堰缴获敌松滋县田粮处储粮 115000 余斤。

8 日清晨五时，纵队在洈河南岸三元桥利用有利地形，将尾追江南纵队的敌九九团一个排全部歼灭，缴获机枪 1 挺，长短枪 28 支。下午三时半，游击队抵达刘家场，击溃敌松滋县自卫队第二中队一个分队。当晚， 游击队政治部、后勤部在湘鄂边据点地下党员刘德如的协助下，在刘家场筹款，共借款 2260 万元。9 日，队伍开赴暖水街，在这里除向各商户借款 1000 万元外，还追缴了敌松澧石联防指挥官周平舫所收贷粮款 253 万元。11 日，经卸甲坪、秀水沟、三望坡一带移师宜都、五峰复向西南挺进。4 月 24 日，在石门磨岗隘将湖南省保警第三总队第二、第三大队歼灭，俘敌副总队长以下官兵 800 余人，毙伤 100 余人，缴获轻重机枪 25 挺，长短枪 210 支，手榴弹 512 枚，弹药 50000 余发。部队得到补充，弹药充足，精神振奋。这时，全国革命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军在华北、山东战场连遭惨败，解放军全面大反攻即将开始。为迎接全面大反攻到来，江南纵队决定北渡长江，返回鄂西北。中央军委接到报告以后，立即复电批准，并作出具体指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江南纵队立即准备北渡长江。并派出一个侦察班，先行侦察敌情，选择渡口，为大部队过江作准备。

为了顺利完成渡江任务，江南纵队在石门、五峰地区兜了几个小圈子， 略事休整，即挥师北上，经五峰渔洋关、宜都聂家河，摆出一副迎击九九团的架势，然后突然向南甩开九九团，于 5 月 1 日，由石门子良坪进入松滋县境，宿营于曲尺河一带。当晚，纵队党委在曲尺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总结在江南三个多月的活动情况和战斗经验，研究渡江的具体部署。根据侦察的情况，会议将渡江地点确定在枝江洋溪。2 日晨，纵队举师东进， 上午十时到达刘家场，在击退松滋保警第三中队及西屏乡公所警队阻击之后，兵分两路，向洋溪疾进。下午四时，进抵洋溪。游击队主力迅速将驻洋溪两个保警中队及枝江县政府包围歼灭。另一部将洋溪附近松滋车阳河敌军粮库包围，缴获军米数千斤。政工人员则迅速展开政治宣传，筹借军饷 3000 万元。部队主力到达之前，先头侦察班已设法将大小船只 50 余艘集结于南岸，等待部队过江。6 时，部队开始渡江。到次日晨全部抵达江北。

江南纵队在湘鄂边的游击斗争不仅沉重打击了敌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人民，有力地配合了松滋党组织的活动和斗争。

三、湘鄂边五县据点中后期的活动

1947 年 1 月，当李人林率部南渡长江进入湘鄂边的时候，湘鄂边五县据点负责人刘家瑞就带着刘华平、同时派出田中夷和毛云峰分三路寻找江汉支队。同月 30 日，田中夷在石门太平区南山坡与支队接上关系，并参加该部工作。

不久，当支队转向五峰境内活动时，毛云峰等先后与该部取得联系， 多次向支队首长汇报湘鄂边地下党的工作，为部队提供情报。江南纵队组编以后，中央又电令纵队转告湘鄂边据点在松滋、枝江、宜都、五峰各县多成立几个据点，以方便联络。

5 月，江南纵队奉命北渡。北渡前，纵队首长指示湘鄂边据点迅速成立游击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牵制江南之敌，以配合江北我军作战。因经过 1946 年第一次武装斗争后尚有一定武装基础，加上江南纵队北渡， 敌正规部队尾追而去，湘鄂边仅剩各县地方武装，这些武装不仅战斗力弱， 而且各有所属，各自为政，矛盾重重，不能统一。因此，这时在湘鄂边地区再次发动武装斗争，条件十分有利。于是，湘鄂边据点于 6 月作出了再次发动武装斗争的决定， 并制定了这次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政治上不显露背景，以反征兵征粮为号召，打击贪污乡保长；军事上抓紧部署，按“游重于击，击必稳击”的方针，穿梭式地活动于五峰、鹤峰、石门、松滋交界之地，以造成敌人互相推卸责任，彼此观望，以便利用时间扩大力量。

这次武装的具体部署是：先在石门集结原有力量，待策动几处乡保武装起义后，再向五峰发展。10 月中旬，在原有力量结集以后，石门、五峰的三处乡保武装相继起义，游击队发展到 60 余人枪。

游击队迅速成立和发展期间，正值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刘邓大军亦于 8 月到达大别山地区开辟中原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仓皇调兵增援战略要地的时候，游击队突然在国民党的江南后院崛起，使其大为震惊。11 月 10 日，敌武汉行辕电饬所属迅速剿办这支游击队，湖北省保警第十六大队立即与湖北湖南两省有关区县警队驱兵合剿。游击队虽奋力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加之队伍不纯，抗击失利，为避免更大的损失，遂化整为零，分散隐蔽。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湘鄂边据点部分骨干于 11 月上旬在刘家场开会，总结了第二次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一致认为长期埋伏江南已不可能， 必须重整旗鼓武装自卫，以配合刘邓大军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而进行武装斗争，又必须有一大批骨干。所以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建国团，积极筹备第三次武装斗争。

通过一段时间筹备，中国民主建国团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建国团的组织机构是总部之下设立各县分部，总部执行委员会为核心领导机关，在党的湘鄂边据点直接领导下工作。总部执行委员会由刘家瑞、周健、田子模、杜文华等组成，主席兼组织部长刘家瑞，宣传部长周健，总部机关设在刘家场附近的冯家窑。五峰、石门、宜都、宜昌等地设立分部。总部执委会确定团的发展重点放在农村，主要对象是同情、支持党的农民青年和青年学生，特别注重发展那些参加过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的积极分子。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地先后发展团员数百人。在建立民主建国团的同时，湘鄂边据点还在刘家场组织了一个革命妇女群众团体“十姊妹”，负责人刘琼芳。“十姊妹”没有成文的纲领，却有十分明确的任务，就是为党组织开展活动侦察敌情，传递消息，掩护同志，服务生活。“十姊妹”利用土生土长通晓当地民俗社情的有利条件，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她们也在斗争中得到磨练，有的以后转为民主建国团团员。因为条件限制，民主建国团和“十姊妹”的组建未能事先向上级请示，直到 1948 年 6 月中原局城工部副部长蔡书彬在潜江新沟咀听取湘鄂边据点负责同志汇报后，才得到上级正式承认。

根据 11 月上旬在刘家场召开的部分骨干会议的决定，湘鄂边据点筹建党的外围组织之时，还用大量精力开展了第三次武装斗争的筹备工作。根据会议安排，田中夷先到临澧、新安一带活动，随后潜回石门集结力量； 刘家瑞则负责松滋、五峰一带的准备工作。不久，田中夷在石门集结武装人员 60 余名，成为开展第三次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刘家瑞等人则对松滋、五峰地区可能参加起义的四支武装进行了积极策动。这四支武装是： 五峰县第一保安中队，决定由田子模率领起义；五峰信义乡公所，由熊经阳率领起义；松滋杨林市一带汉流武装，由李梅村利用旧关系联络起义； 松滋山溪乡公所，由胡炳耀率领起义。12 月，田中夷赶到刘家场与刘家瑞碰头，在交接情况之后作出行动部署：田中夷率石门武装直驱五峰，先打信义乡公所，再攻五峰县城，两处均以外攻内应，实施起义，然后东下松滋，直取山溪乡公所，若该处起义不成，即以武力解决。同时李梅村集结武力西上，至刘家场与东下之师会合，协同作战。之后，移师五峰清水湾整编，建立根据地。为便于田子模等乘机内应，将行动时间定于 1948 年 1 月上旬五峰县保警中队长魏玉珊父亲生日这天。经研究，拟定行动完成后将所有武装力量组编为江南独立游击支队，下辖 3 个大队。支队长田中夷，政委刘家瑞，参谋长张光远，政治部主任杜文华，一大队长田子模， 二大队长熊经阳，三大队长李梅村，教导员刘华平、毛云峰。然而，当这次行动开始后，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原计划被迫调整，致使队伍之间衔接失误，未能取得预期成功。

此时，五县据点已属中共襄西工委领导，因此，在这次武装斗争前后， 中共襄西工委曾两次派人与湘鄂边据点联系，指示据点派人赴襄西汇报，以便上级了解情况，对江南工作作出部署。刘家瑞接通知后，即偕毛云峰前往荆门北山，向襄西工委和襄西游击队领导同志汇报湘鄂边据点的活动情况，并提出调派军事干部、机枪射手和配备无线电台的要求。工委即将情况电告江汉军区党委。随后，工委又向刘家瑞传达了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的指示，并指示其将江南不宜居留的人员撤往江北，并输送一批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刘家瑞返回湘鄂边后立即执行这一指示，到 2 月中旬， 据点已先后向解放区送出了两批干部和进步青年学生。3 月 21 日，刘家瑞在宜都古老背被捕，随即叛变革命。据点采取紧急应变措施：一部分同志撤往襄西解放区，一部分同志撤上五峰、石门交界的壶瓶山，成立游击队。之后，襄西地委指示将壶瓶山游击队改名抗征大队，建立中共江南工委，由田中夷任书记。在江南工委的领导下，这支武装一直坚持到解放。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松滋的胜利

1947 年 7 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辟中原战场，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为了发展革命形势，争取全国解放，江汉解放区的党组织遵照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在注重军事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和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同时，加强了国统区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地下斗争的领导。12 月，江汉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不久改名城市工作部。随后，所属各地委城工部相继建立。江汉三地委（又称襄南地委） 城工部成立于 1948 年 5 月，下辖沔（阳）东、监（利）、沔（阳）（汉）川、汉（阳）、江（陵）、监（利）、石（首）等县委城工部及荆沙工委。荆沙工委和江监石县委城工部负责荆州、沙市及包括松滋在内的江南国统区的地下工作。

荆沙工委和江监石县委城工部成立后，为发展松滋城工工作，遂派遣中共党员王开戢与张伯源先后回到松滋。由于王开戢系当时国民党松滋县政府秘书、进步人士方文权的表侄，张伯源亦与方文权是同乡，凭借这一关系，王开戢和张伯源到松滋后，在方文权的安排下，王开戢担任了集训队少尉秘书，张伯源则任松滋训练所教务股股员。在取得合法身份后，二人又在方文权的掩护下，按照城工部的指示，一方面调查松滋县府及松滋境内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情报；一方面通过多种关系，发展城工人员，先后发展县府民政科科员田美昕、田赋管理处职员刘泽华、译电员杨永魁为城工人员。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沙道观与江陵三湖中共地下党员方锦镖发展的雷道均、侯俊等人取得了联系。

就在王开戢和张伯源在松滋积极开展工作并初步打开局面的时候，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根据形势发展，中央作出了 1949 年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决策。据此，江汉三地委发出《关于大军过江前城工工作的指示》，规定了大军过江前城工工作的三项任务：（一）加强政治攻势，占领思想阵地；（二）敌伪工作；（三）情报调查工作。《指示》特别强调要在敌伪县以上政权、经济文化组织建立关系后，埋伏待机保存文件、公物、公粮、公款、公共建筑，维护秩序，作好解放军接收的准备。

《指示》还将松滋的城工工作划归江监石县委城工部负责。1949 年 1 月， 王开戢和张伯源到江陵张金河向江监石县委城工部汇报。城工部荆沙工作组组长兼江监石情报站站长裴香诚、城工部负责人涂一元（后为副部长） 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汇报后，裴香诚和涂一元将他们的关系交给地委城工部副部长兼荆沙工委书记张泽生。从此，松滋的城工工作改由地委城工部和荆沙工委直接领导，但江监石县委城工部仍掌握一些情况。

王开戢和张伯源回到松滋后，按照城工部的指示，进一步开展工作。为防止暴露，又通过方文权将王开戢调至县城近郊青云乡任粮秣员。一个多月后，张伯源奉调江北，王开戢也因其行动引起敌人注意转移到沙道观。为掩护王开戢，时在枝江教书的侯俊回到沙道观，在自己家里办起一所学校。王开戢即以教书为掩护，在这里指挥所属城工人员开展政治宣传，发展城工人员，搜集情报和保护县府档案电台，准备移交等工作。4 月，王开戢与侯俊、田美昕、刘泽华一道到张金河向城工部汇报。张泽生亲自听取了汇报，并指示王开戢等人：北平已经解放，大军马上南下，各地城工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和平解放，不能和平解放也要尽量减少解放的障碍。他还给王开戢等人布置了五项任务：（一）加强宣传，稳定人心，稳定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二）保护好档案资料、电台及其它公共财产， 防止敌人撤退时破坏，并安排好解放后的移交工作。（三）尽量隐蔽，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核心机密。（四）摸清当地敌人的军事情报。（五）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他还要求王开戢尽快弄一张松滋地图送给城工部。

回到松滋，王开戢很快在县政府弄到松滋地图寄给了城工部。为了完成城工部领导的指示，他同几名骨干研究后，对工作进行了重新部署：由雷道钧负责稳定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保护档案、电台及其他公共财产，搜集重要情报，同时加强宣传工作；由侯俊负责散发宣传材料，扰乱驻沙道观敌七十九军军心，同时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王开戢坐镇沙道观，负责全面指挥。不久，张泽生指示王开戢等人准备船只和船工，迎接大军渡江，王开戢在沙道观召开了一次有 30 多人参加的会议，进行了动员和部署。

7 月 6 日，人民解放军发起宜（昌）沙（市）战役。侯俊从七十九军内部获悉，敌人将马上撤退。王开戢立即召集雷道钧、侯俊、张晋银等分析形势，并进行具体分工：王开戢和侯俊过江迎接解放大军，雷道钧、张晋银负责县内工作。县城主要是稳定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保护方文权的安全，保护档案、电台及重要公共财物，防止敌人撤退时破坏，仍由雷道钧负责联系；米积台主要是加强宣传，稳定人心，做好迎接大军的准备， 由张晋银负责联系。会议结束后，雷道钧立即赶往县城与方文权联系。此时，县政府已在卸甲坪设立西南办事处，准备西逃。方文权立即安排杨永魁带 10 名警察以撤退为名将档案和电台转移刘家场。7 月 15 日，方文权随县政府撤退，至刘家场查看档案、电台存放情况后，向县长王开荣辞职， 返回县城。杨永魁完成任务即转回县城向方文权汇报。与此同时，县政府机关人员撤到卸甲坪，王开荣和自卫团长陈琨带部分人逃匿，田美昕、张墨林乘机策动，将 40 多人带回，其中近 30 人回到县城。

当王开戢和侯俊从沙道观赶到沙市的时候，沙市已经解放。7 月 21 日，王开戢随进军松滋的部队和县委、县人民政府机关渡江南下，到达县城以后，奉命将暂居八宝亲戚家的方文权请回办理移交手续。通过方文权函召，原县政府除警察局长、县大队长，乡政府除老城以外，其他人员全部归集。8 月上旬，移交办理完毕，9000 多卷档案保存完好（其数量占荆州地区接收档案 90%，居全国县级馆藏民国档案第一），其他事项及财物交付清楚，县人民政府县长饶民太、副县长李逊夫亲自给方文权颁发了立功证件。至此，江汉三地委城工人员在松滋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在江汉三地委工作组派驻松滋开展工作后不久，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华中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江汉四地委敌工部以刘华平、周悟人、彭祥汉、熊经阳组成的江南工作组亦赶赴松滋、公安工作，主要任务是开展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策反敌人的武装力量，以尽量减少大军南下的障碍。

1949 年 3 月，周悟人、熊经阳从枝江江口南渡长江，与刘华平、彭祥汉会合。会合以后，工作组进行了分工：熊经阳以新江口为中心，负责新江口、老城、王家桥一带的工作；周悟人以石牌为中心，负责西斋、街河市一带的工作；刘华平以刘家场为中心，负责刘家场、暖水街一带的工作；彭祥汉以闸口为中心，负责公安及松滋东南部的工作。

熊经阳到新江口以后，利用同族关系住在熊明丰家开展工作。其间曾到沙道观、米积台、三合垸等地活动。5 月，熊经阳在熊明丰家召集从武汉回乡的大中学生 10 余人开会，宣传解放战争形势，讲解党的政策。因敌发觉，被通缉，熊经阳即转往公安活动。周悟人到石牌以后迅速与进步人士雷鸣泽及其女婿高子谦、共产党员刘定业取得联系。在周悟人到来之前，刘定业、高子谦、雷鸣泽等已接江汉四地委敌工部指示开始了对敌自卫团团长陈昆的策反工作，并已争取自卫团特务连的番号，组建起一个连的地下革命武装，计划由高忠麟（高子谦之子）任连长，并集中在高子谦家训练。周悟人到来以后，在继续加强特务连组织训练的同时，开展了策动陈昆起义的工作。到 5 月初，工作已初见成效。鉴于此，敌工部指示工作组立即准备迎接大军渡江，并布置了活捉敌县长、维持社会秩序和引导大军安全渡江三项具体任务，还指示特务连在大军渡江时，公开亮出旗号， 遇到不利情况则撤退到王家大湖。接到指示后，工作组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因为完成上述任务的关键是自卫团起义，决定派人赴县城与陈昆面谈。5 月 20 日，周悟人，刘定业赶到县城与陈昆面晤。不料，两天后，陈昆突然反水，将周、刘扣押，同时派兵将高、雷等 20 人逮捕，押解县城，随即转解枝江敌十五军军部。途经石灰窑，雷鸣泽跳江牺牲。其余人在敌十五军溃退时被押返新江口，高子谦等被营救出狱。周悟人、刘定业被继续押解南行，至石门，周悟人英勇牺牲，刘定业越狱脱险。

刘华平到刘家场后，首先争取了国民党乡长张泽甫和曾参加湘鄂边据点活动的山溪乡副乡长胡炳耀，接着便开始进行刘家场地区其它上层人物的工作。当时，刘家场地区上层人物分为以伍耀堂为首的实力派和以胡嗣源为首的绅士派。因为实力派拥有武装，刘华平便把工作重点放在这一派身上。5 月下旬，四分区指示工作组在继续做好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好粮食、担架、医药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准备迎接大军南下。刘华平在胡炳耀的协助下，召集实力派的伍耀堂、付振华等 5 个头面人物开会，晓以大义，给他们布置了迎接大军南下的任务。接着刘华平又同原湘鄂边据点地下党员何玉生、刘松如、何义淼、胡吉生取得联系，增强了工作的基本力量。7 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渡江南下，进抵县西北。按照随军专员陈坦的指示，刘华平在刘家场组织起支前办事处，给南下部队补充了大量的粮食、医药，并在刘家场火官庙办起了临时后方医院，收治伤病员，还组织武装收缴了国民党溃兵的不少枪支。

彭裕汉在公安开展工作的同时，也与在国军唐继盛部队的松滋原地下党员李梅村取得联系。解放大军渡江前夕，唐继盛部被改编为湖北第四区保安司令部所辖第七旅第二团（唐继盛任团长），李梅村任营长。7  月中旬，保二团随部溃逃至街河市，彭裕汉在李梅村的协助下，进行了策动唐继盛起义的工作。经彭、李策动，唐继盛于 8 月 3 日在邓家铺率部起义。在开展城工工作的同时，为了接管即将解放的松滋，1949 年 7 月初，中共荆州地委在湖北应城组建了中共松滋县委、松滋县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松滋县指挥部。周致远为县委书记，县委副书记丁野，县长饶民太，副县长李逊夫，县指挥长王新。为了加强新组建领导班子的力量，还调配了 80 余名干部，经过短期整训，即随大军南下松滋。

7 月 1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解放宜昌、沙市后，分两路渡江南进，一路沿松滋西北一线追歼南逃之敌，并成功摧毁国民党县政府“西南办事处”，解放了斯家场、老城、刘家场等地，从而为接管松滋县造成了有利的政治军事形势。7 月 21 日，中共松滋县委、县人民政府、松滋县指挥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荆州军分区独立第五团一部从沙市南渡长江。22 日，进抵松滋东界的江陵县弥陀寺。23 日零点，兵分三路，以扫清县东北之敌，歼灭了袁大庆匪部和江陵县自卫中队，收降了敌县自卫团搜索营王新华部及江亭、古乐、永安、大同 4 个乡镇公所之敌，共接收和俘获敌官兵 280 余人。当日午后，先头部队进占松滋县城新江口。27 日，县委、县政府及干部大队进抵县城。29 日，又集中 5 个连的兵力以扫清县西南之敌。30 日， 国民党湖北省第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周上藩率六旅在街河市起义。8 月 2 日，在邓家铺击溃拒不执行起义命令的保安第七旅，俘敌 300 余人。此外还先后收降敌县自卫团一、二、三营及 16 个伪乡公所武装。至此，县内敌人集中的武装力量全部消灭，松滋全境解放。8 月 6 日，县委、县政府在新江口召开了庆祝松滋解放的群众大会，松滋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 1949 年松滋解放，党领导松滋人民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在党的领导下，松滋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在松滋大地谱写新的历史篇章。（来源：松滋市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