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抗日救亡烽火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抗日战争时期，松滋党组织得到重建、恢复和发展。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松滋大地燃起了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

一、松滋党组织的重建与党指导下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

1937 年 7 月，日本悍然发动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为动员组织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从根据地走向全国。1937 年 9 月上旬，中共中央代表、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董必武由延安到武汉，着手全面恢复与重建鄂豫皖赣地区的党组织，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0 月中旬，在董必武的领导下，由郭述申、钱瑛、陶铸组成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11 月，省工委为恢复和发展鄂西地区党的组织，决定成立中共沙市地区工作委员会，松滋划归沙市工委领导， 工委分工书记罗乃夫负责审查松滋原有的党组织。松滋的党组织自1932 年秋被破坏以后，一直未能恢复，这次沙市工委审查恢复松滋党组织的初衷亦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抗战爆发后，国内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成民族矛盾。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松滋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37 年 8 月 25 日， 松滋县抗敌后援委员会（后改为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由县长王旭任主任。全县民众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经后援会劝募，短期内即捐献光洋5700 余元。此时，松滋境内虽然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但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的主张已为县内广大民众和各阶层人士所接受。从 1937 年 9 月开始，一些松滋籍共产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沈德纯、李逊夫、刘明哲、雷伯衡、邓万朗、沈继芬、袁海澜和张氏二姐妹等先后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董必武到武汉以后，在恢复或重建湖北地区党组织的同时，也利用他在湖北的社会关系，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松滋籍爱国人士、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董事、省议会议员雷葆杏大革命时期曾与董必武同事，1937 年冬， 雷葆杏准备回松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就此事与董必武商议。董必武当即表示赞成，并建议他回松滋后，尽量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筹组武装，准备日军南侵时开展敌后游击。雷葆杏随即邀约赴延安的武昌农业专科学校松滋籍学生李祥琼一道回县。1938 年 1 月，李祥琼先行回县，担任西斋民众教育馆馆长。他以民众教育馆为阵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办起民众夜校，招收了一班学员。5 月，雷葆杏也从武汉回到松滋，并在街河市筹组了一支抗日武装——义勇大队。

1937 年 12 月，为了培训党的基层工作干部，董必武通过爱国人士石瑛、李范一等人的关系，以省建设厅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的名义，在应城汤池办起了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训练班的教学及其它活动，均仿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进行。1938 年 2 月，沈德纯从陕北公学毕业回鄂，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担任统战工作。不久，应陶铸之邀，到汤池训练班工作。3 月，李逊夫也被党组织派往汤池训练班任教。李逊夫的大女儿、延安抗大毕业的共产党员李平，也在此后不久从陕甘宁边区法院调来汤池。通过这几位松滋籍共产党员的关系，松滋先后到汤池训练班学习的有叶树滋、许甲春、黄乾邦、熊映炽、陈振林、李春华、李梅村共 7 名进步青年，除李梅村中途经组织介绍入西北军冯玉祥部军官队受训外，其余 6 人均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 10 月结业，先后被派回松滋工作，这是抗战时期县内最早的党员。就在这 6 名共产党员回县不久，武汉沦陷。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精神，决定将设于荆州的湖北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迁至松滋，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10 月底，简师迁至西斋灵鹫寺。因为环境的限制，简师的党组织没有与汤池回县的党员发生联系，他们按照各自的组织系统，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开展工作。在汤池训练班的党员回县和简师迁来松滋的时候，李逊夫也为筹集鄂中抗日经费回到家乡。由于武汉沦陷，交通断绝，李逊夫滞留松滋。这时，经鄂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黄杰介绍，李逊夫会见了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女)。钱瑛留他在松滋工作，负责为党筹集活动经费，接待和掩护过往同志，开展对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1939 年 1 月，中共湖北省委派原宜昌城区区委书记张师载赴松滋刘家场组建中共松滋、枝江、宜都工作委员会，由张师载担任工委负责人， 领导松滋全县和枝江、宜都两县江南地区党的工作。2 月上旬，中共湖北省委撤销，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将尚未沦陷的长江以南公安、石首、松滋、枝江、宜都五县的党组织划归湖南省委领导，于是组建中共公（安）石（首） 松（滋）枝（江）宜（都）工作委员会。2 月下旬，工委成立会议在松滋西斋举行，张师载为工委负责人。3 月下旬，鉴于公（安）石（首）松（滋） 枝（江）宜（都）工委战线太长，不便领导，奉命撤销，重新恢复松枝宜工委，仍由张师载负责。4 月下旬，根据中央南方局关于加强鄂西南、湘西北党的工作的决定，中共鄂湘西区党委（通称湘鄂西区党委）在宜昌成立，钱瑛任区党委书记。5 月，湘鄂西区党委又将松枝宜工委改建为松枝宜区委，由张师载任区委书记，松枝宜区委受湘鄂西区党委直接领导，管辖松滋全县和枝江、宜都两县江南地区的党组织。

当时，在松滋有一个属于国民党第九战区管辖的松滋、枝江、宜都三县动员委员会联合办事处，联合办事处设在老城，办事处主任是松滋著名进步人士雷鸣泽。在张师载到县之前，通过李逊夫做工作，雷鸣泽决定在刘家场办一个松枝宜战时工作人员训练班，为松枝宜地区培训抗战工作的基层骨干。为了支持这项工作，省委先后从汤池临时学校抽调共产党员李镇、余一梦（女）、孙宝矶，进步人士吴声凯、进步青年孙慰祖、李家祯、李惠兰等十余人前来协助。张师载到松滋后，立即领导松枝宜地区的党员， 团结上层进步人士和广大进步青年，积极进行训练班的筹建工作。1939 年 3 月，训练班在刘家场庆贺寺正式开学，招收三县学员 200 余人。班主任由雷鸣泽兼任，教学和总务分别由张师载、李镇、李逊夫主持。训练班还组建了党的支部，由张师载兼任支部书记。这个支部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办好战训班，积极发展党员，以便将来在三县各地建立党的组织，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斗争作准备。为了便于在学员中开展群众工作，党组织还抽调了少数当地共产党员、进步群众以及党领导的秘密青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如叶树滋、熊映炽、刘家瑞等到训练班工作或学习。在训练班开办过程中，党还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为训练班工作的顺利进行扫清了道路。

为了巩固训练班的成果，给三县留下更多的革命火种，根据湘鄂西区党委指示，训练班支部把组织发展列入主要议事日程，在后期集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期训练班共发展党员 40 多人，其中松滋籍党员就有 20 余人。这些松滋籍党员结业后，均奉命返回家乡，成为撒向全县各地的又一批革命火种，他们后来大都成为各基层组织的骨干。训练班第一期于 6 月份结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刁难，雷鸣泽被迫辞去松枝宜三县动员委员会联合办事处主任职务，办事处亦被取消，正在筹备第二期开学工作的训练班被迫停办。

三县（五县）工委（区委）在领导训练班工作的同时，也着手松滋地方党组织的重建工作。战训班的 20 余名松滋籍党员结业返乡后，县内第一批地方党组织如邓家铺支部和杨林市、横过山、土桥、茶庵寺等党小组便很快建立起来。

党在致力于重建松滋地方党组织之际，对县内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也给予极大关注和及时指导。由于共产党员、简师教导主任田绥祥和进步人士雷葆杏与董必武有联系，李逊夫熟识县内各界人士，这种指导工作主要由田绥祥、李逊夫出面进行。武汉于 1938 年 10 月沦陷以后，荆州危急， 国民党第四区专属及所属各县政府、机关、学校和江汉地区的大批难民流入松滋，松滋一下子变成了各派政治力量的集汇地。鉴于形势的变化，雷葆杏会同田绥祥于 1939 年春节期间召集从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毕业回县的雷伯衡、邓万朗、刘明哲，从武汉地区回县的进步青年赵承修、李成诰等开会，研究进一步在全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问题。会议在听取雷葆杏传达董必武指示介绍前期活动情况以后，讨论了后期工作，确定了五项任务：（一）进一步征募武器弹药，扩大武装力量，准备打游击；（二）扩大抗日救亡宣传范围；（三）广泛组织青年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四）开办农村保甲人员训练班，对青壮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以作兵员后备；（五）成立书报供应社，出售进步书刊。会上分工雷葆杏负责全面，兼抓武装； 刘明哲负责组织全县青年；赵承修负责扩大宣传；雷伯衡负责书报供应社； 邓万朗负责开办农村保甲人员训练班。大会还以雷葆杏的名义给县长鄢说写了一封题为《把松滋民众动员组织起来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的建议书， 会后由刘明哲分送鄢说和县动员委员会。此时，雷葆杏在街河市组建的义勇大队已拥有机枪 6 挺，长短枪 200 余支。会后，义勇大队便着重进行思想教育和游击战术训练。

鄢说接到建议书后不久，便派人与刘明哲联系，商谈动员青年的问题， 刘明哲随即邀约从武汉、沙市回县的进步学生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议。为便于联络不同层次的青年，他们成立了松滋青年抗战通讯社和松滋青年抗战服务社两个组织，分别由刘昌墀、刘明哲任社长。抗战通讯社成立后，创办了一个三日刊，主要报道抗战动态，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抗战必胜，号召支援抗战。抗战服务社成立后，在朱家埠、新江口、西斋、刘家场、涴市、复兴场等地建立了六个分社，主要活动是办黑板报，办阅览室，开报告会，给抗日将士写慰问信，帮抗日军人家属写家信，劝募鞋袜毛巾支援前线，设茶水站供过路抗日军人饮用等。总社除领导各分社的活动外，还组织了一个剧团，通过演出一面宣传群众，一面劝募抗战物资。抗战服务社还帮助县城的商民办起商民军训班，100 多名店员工人、商家子弟参加训练一个多月。

邓万朗负责的农村保甲人员训练班也很快在街河市办起来，每期一个月，主要进行爱国主义和游击战争的教育。训练班曾多次聘请简师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来班讲课。雷伯衡负责建立的书报供应社在李逊夫的支持和帮助下，很快也筹备开业。书报社专门出售进步书刊、报纸，如《新华日报》、《雷雨》、《日出》等。这些书刊都是由李逊夫提供的。抗战通讯社和抗战服务社的宣传资料就主要来自这里的书报。

全县范围内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的兴起，引起了以三青团松滋分团筹备处主任邓季栋为代表的顽固派的极端仇视。他们企图将抗战通讯社和抗战服务社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由于达不到目的，便无理封闭书报社，最后捏造罪名，将雷葆杏逮捕关押，义勇大队也被强行缴械。经多方斡旋， 雷葆杏才被释放。之后，便与雷伯衡、刘明哲先后离县奔赴重庆。

二、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与全县党组织的发展

正当松滋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工作紧张进行、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遭到挫折的时候，湘鄂西区党委在松滋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于 1939 年 9 月在湘鄂西区党委重要活动据点邓家铺李逊夫家举行。出席会议的有钱瑛、蔡书彬、何功伟、王致中、曾惇、马千木（识途）、王栋、密加凡、孙士祥等。会议由钱瑛主持，历时四天。这次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党在国统区实行精干组织、荫蔽力量的方针，确定以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全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决定各地立即停止发展党员，整顿各级组织，清洗叛徒、奸细、投机自首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正确处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公开党员与秘密党员的关系。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区党委组成人员。钱瑛、蔡书彬、何功伟当选为区党委常委，钱瑛任书记，蔡书彬任组织部长，何功伟任宣传部长。会议还推选钱瑛、孙德枢、密加凡为出席中共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期间，区党委负责同志专门听取了简师党组织负责人史林峰的工作汇报。

这次会议在湘鄂西地区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它的功绩在于充分肯定了前段抗日救亡运动的成绩，准确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作出了“转变作风、巩固组织的扩大统一战线”的正确决策。会后，各地认真贯彻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转变工作作风，注意荫蔽党的组织，严格执行秘密工作原则，使党的组织在巩固的基础上得到很大发展。

扩大会议以后，湘鄂西区党委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日军沿长江西犯的局面，对全区党组织进行了重新调整。在原有组织基础上，区党委相继建立起（恩）施巴（东）特委、公（安）南（县）特委和江陵中心县委、宜昌县委。10 月，松（滋）枝（江）宜（都）区委改建为松滋工委，工委书记张师载（后为杨寿亭），副书记唐亚子。松滋工委仍受区党委直接领导。

松滋工委成立以后，认真贯彻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使松滋的地方党组织走上了稳定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组织发展工作，首先在湘鄂西区党委工作据点邓家铺一带进行。这一阶段组织发展重点则定在西斋——石牌及刘家场、土桥地区，而又以西斋——石牌地区为中心。为了发展西斋石牌一带的党组织，工委于 1940 年 2 月派共产党员赵镇之来到石牌，通过不断发动，到 1940 年下半年，松滋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已有了张家坪、石牌两个区委，邓家铺、茶庵、岩湾、高镇、长肖、雷家湾、刘家场等 11 个支部，党员达 100 人。

1940 年 5 月，日军发起枣（阳）宜（昌）会战，湘鄂西区党委根据沙（市）宜（昌）即将沦陷的形势，重组松（滋）枝（江）宜（都）工委， 派湘鄂西区党委青委副书记魏泽同任工委书记，同时改属公（安）南（县） 特委领导。重组后的松枝宜工委下辖 2 个区委 14 个支部，其中松滋境内2 个区委，9 个党支部，党员 160 余人。

6 月，沙市、宜昌相继失陷，其后湘鄂西区党委所辖部分县市为日军占领。8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南方局决定撤销湘鄂西区党委，另组鄂西特委和湘鄂边特委。10 月，湘鄂边特委正式成立，由蔡书彬任书记，直属南方局所辖中共西南工委领导。湘鄂边特委建立后，对辖区党组织进行了调整，将松枝宜工委扩建为松枝宜中心县委，亦称松滋中心县委，由唐亚子、李东波、王素相继担任书记。辖区扩大到松滋、枝江、宜都、长阳、五峰五县。湘鄂边特委和松枝宜中心县委机关均驻邓家铺。松枝宜中心县委成立以后，松滋地区的党组织又增建了 1 个区委，党员发展到 220 人以上。

湘鄂边特委建立不久，蔡书彬奉调南方局工作，特委书记由曾惇接任。曾惇到达松滋后专程赶到恩施龙凤坝，会见了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何功伟向曾惇介绍了湘鄂西地区的形势，传达了此时已任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同志关于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变的指示。这时，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经开始，曾惇急速返回湘鄂边，根据南方局指示部署应对突发事变。这时，特委和中心县委机关已由邓家铺转移到刘家场一带。由于党的机关比较集中，加之庆贺寺简师党的活动又比较暴露，刘家场地区成了国民党顽固派重点监视的地区，形势十分不利。面对这一局势，中心县委按照特委的安排组织了两次大的转移：一是将简师的部分党员和进步青年转送到鄂豫边区，二是将特委、中心县委机关分别转移到麻城垱、土桥和雷家湾一带。1941 年 3 月，曾惇、唐亚子率特委、中心县委机关转移到麻城垱、土桥、雷家湾一带后，在社会关系的援助下，通过一系列工作，特委和中心县委机关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根据工作需要，中心县委对这一带的党组织进行调整，并在此基础上成立纸厂河区委。5 月，在唐亚子主持下，纸厂河区委正式成立，由张晓伍任区委书记，杨林市、横过山、纸厂河、雷家湾、土桥、麻城垱、磨盘洲等地的党组织均由纸厂河区委领导。就在纸厂河区委成立的时候，负责转送简师学生的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东波从刘家场转移到石牌。6 月，曾惇调离松滋，唐亚子改任特委书记， 李东波改任中心县委书记，随后，中心县委机关由麻城垱迁到石牌。中心县委机关迁到石牌以后，又对石牌区委进行了调整。赵镇之 1 月调往枝江以后，石牌区委书记由吴秉坚接任，之后吴秉坚又随特委机关转往麻城垱担任交通员，石牌区委书记由李春华代理。因为李春华家居茶庵寺，离石牌较远，工作不便，中心县委又决定李东波代理区委书记。从此湘鄂边特委和松枝宜中心县委便分居松滋的东部和中部，以纸厂河、石牌两区为基础，领导所辖区域党组织的抗日斗争。

国民党在它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被中国共产党粉碎以后，并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路线，而是加紧了其反共的步伐。为了对付湘鄂边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派反共老手何绍南任第四区专员， 并派在山西与八路军搞“摩擦”而著称的省民政厅长朱怀冰专程到这一地区视察。在这样的形势下，由于特委交通员吴秉坚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 并供出他所知道的组织情况，致使松滋的党组织遭到一次严重的破坏。

1942 年 3 月，国民党湖北省民政厅长朱怀冰按吴秉坚供出的名单，向枝江、宜都、五峰、长阳各县县长下达了缉捕密令。4 月 1 日，国民党松滋县府亦密令拘捕县内共产党员。当夜，各地分头行动，石牌、纸厂河区委及下属支部遭到严重破坏。石牌区委共有 18 名共产党员被捕。纸厂河区委被捕的党员则有张晓伍等 4 人。邓家铺一带也遭到搜查。4 月 2 日，中心县委成员赵镇之也遭逮捕。4 月 4 日，张晓伍等 20 余人被押解着从松滋起程，历时 33 天到达恩施省府。张晓伍到恩施后第二天即于狱中牺牲。其余人员因经不住威逼利诱均先后自首。后来，又有 5 人到恩施自首。

这次事变以后，松滋的党组织除刘家场党支部以外，几乎都遭到破坏， 中心县委机关被迫转入湖南津市、临澧、澧县一带。直到 1942 年秋，中心县委书记李东波重返松滋组织抗日武装，松滋的革命斗争才逐步恢复。

三、党在湖北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的活动

湖北省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简师）于 1937 年 2 月创办于荆州，开始由复兴社员、教导主任王家福把持（校长由专员兼任，教导主任负实际责任）。同年秋，教导主任改由专署科员、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田绥祥担任。9 月，省委调共产党员傅君泽（女，后叛变）、张国栋来校工作，组建了党支部，由张国栋任支部书记。为便于工作，田绥祥的组织关系直接由省委掌握，不参加支部活动。根据董必武关于要把简师办成培养干部的学校的指示，简师党支部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武汉沦陷前夕，荆州地区人心惶惶，学校已无法上课。在这种情况下，湖北省委根据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精神，决定简师迁址江南松滋，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简师党支部根据省委指示，经田绥祥多方联系，在征得专署同意后，于 1938 年 10 月底迁校松滋西斋灵鹫寺。简师迁到西斋之时，只有 4 名党员。后来，湘鄂西区党委把从延安抗大毕业的共产党员史林峰调来简师担任军事教官，并分工当时驻在松滋的区党委组织部长蔡书彬直接领导简师的工作。在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简师党支部用很大的精力进行组织发展工作。他们的主要发展对象是本校学生。他们首先在校内建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把一大批进步学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尔后在“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中物色对象，考察培养，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到 1939 年夏，他们已先后接收蔡振万、李良柯、魏恒若、孙振寰等 17 名学生入党，并建立了学生党支部，归教工支部领导。

1939 年夏，随着蒋介石“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贯彻和《限制异党活动》等反共文件的颁布，松滋地区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松枝宜战训班在这时被迫停办，简师也被说成是“湖北的抗大”。国民党荆沙警备司令部扬言要解散简师，并拘捕了张国栋、傅君哲、腾之炎、赵茜、吴梅庵 5 名教师（后 3 名非共产党员）。为了保住我党这块培养干部的阵地，区党委决定由田绥祥出面，利用统战关系，据理力争，对四区专员、简师校长金巨堂进行大量的工作。最后，金巨堂同意田绥祥提出的扩大简师、迁校庆贺寺的计划，但要求辞去张国栋等 5 名教师。区党委乃决定将张国栋等 5 人调离简师，安排他处工作。张国栋调离后，学校党支部书记由史林峰接任。

暑假，简师迁校松枝宜抗战训练班旧址庆贺寺。为了加强简师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区党委将松枝宜地区党的负责人、原抗战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张师载和支部委员李镇转入简师工作。为便于联络和掩护蔡书彬的工作， 区党委又将蔡书彬的妻子蔡林立（林居先）调来简师任教。这时全校已有教职员 20 余人，始分训育、教务、事务三课，分别由史林峰、张聪万（国民党员）、刘秉信（共产党员）任课长。由于人员变动，党的组织也相应作了调整。学校建立了党团联合支部，由张师载任书记，史林峰、李镇为委员。田绥祥不参加支部组织活动，仍在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

1939 年 11 月，在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史林峰代表简师党团支部向区党委汇报工作。区党委负责同志充分肯定他们坚持统一战线、广泛宣传发动群众、运用多种形式培训抗日骨干的成绩，特别对田绥祥的工作提出了表扬。不久，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湘鄂西区党委指示简师党组织迅速转变作风，进行隐蔽的斗争，把组织荫蔽起来。1940 年春，区党委书记钱瑛把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共产党员施宏诰调往简师执行这一任务。

施宏诰到庆贺寺后，根据区党委的决定接替张师载支部书记和史林峰训育课长的职务，张师载、史林峰相继撤离学校。这时，全校学生达到380 多人，党组织又在学生中发展了夏祖滋、徐文熙、程忠梅（女）孙申义、张菊生（女）等 30 人入党。鉴于学生中党员增多，党团支部决定分别建立师范班支部和附中支部。师范班支部书记蔡振万，附中支部书记夏祖滋。教工支部实际担负指导两个学生支部的责任。为了隐蔽党的组织， 支部以下建立小组，每组三人，一切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禁止发生横向关系。随着转变工作的深入进行，简师党组织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组织上更加巩固，在作风上更加扎实，在策略上更加灵活。到 1940 夏，全校党员已近百人，简师党组织的发展达到鼎盛。

简师党组织在不断发展的同时，还围绕培养干部的中心任务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着重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和青年的政治觉悟。学校党组织注重狠抓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对党员进行系统的党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育，通过学习， 党员的理论水平、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简师党组织还通过各种学术研究会传播革命理论，把思想教育同学习活动结合起来，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简师党组织十分重视党员教师的言传身教，通过课堂教学灌输革命思想，给学生以很大的影响。第二，面向社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简师迁西斋不久，就成立了战时服务团和宣传工作队。党支部利用这一合法形式，组织师生进行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简师的抗日宣传不但面向工农群众，还面向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均收到很好效果。第三，坚持统一战线，打击反共顽固派。统战工作分工田绥祥具体负责。在湘鄂西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田绥祥一方面利用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张励生、邵汉元、叶子舟的旧关系，争取他们对简师的支持；另一方面利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适时揭露顽固派消极抗日、反共卖国的罪行， 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正当简师党组织活动如火如荼的时候，1940 年 5 月，日寇集中 6 个师团的兵力，向鄂西北进犯，襄樊、宜昌相继沦陷。这时国民党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各种污流浊浪一齐向简师党组织涌来。10 月，金巨堂被调走，凌兆尧接任专员。月余后，田绥祥也被调任第六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秘书，名为晋升，实为监视。简师教导主任由思想反动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彭国琛接任。校内的一帮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大小特务则到处散布谣言，制造事端，妄图借机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特务组织“鄂西党政工作总团”也驻进了简师附近的裕成榨坊，对进步师生跟踪、盯梢。一时间简师上空阴云密布，简师党组织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12 月下旬，为交接组织关系，汇报请示工作，松枝宜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东波奉命赴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交接组织关系后，鄂豫边区党委指示湘鄂边特委从江南向解放区输送一批知识青年，支援敌后抗战。李东波于次年元月返回松滋。特委听取李东波汇报后，决定组织简师的部分学生党员和进步青年去抗日根据地，并由李东波负责实施。李东波向学生支部书记夏祖滋传达了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和特委决定。经过研究，决定由夏祖滋在同学中个别发动，一个党员带一个进步青年分批沿江陵郝穴和公安麻豪口两条交通线向鄂豫边抗日根据地转移。在输送过程中，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有两批在通过封锁线时暴露了疑点，被国民党逮捕。其余几批均胜利到达鄂豫边区，成为我党我军的骨干。

1941 年 4 月 30 日，湖北省政府主席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密电松滋县长王一鸥侦捕简师共产党人李镇等，形势越来越严重。坚持留校组织转移输送工作的施宏诰、夏祖滋、朱重群等不得不陆续撤离学校，简师党的组织终止了活动。施宏诰安全转移到重庆以后，受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接见，谈话中，周恩来对简师党组织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四、湘鄂边抗日游击总队的组建及其武装斗争

地处长江南岸的湘鄂西地区，包括今宜昌除当阳、远安以外的各县市， 恩施州各县，荆州市的沙市、江陵、松滋、公安、石首，湖南的南县、华容、安乡、石门、澧县、益阳、龙山等 20 余县市。它北据长江，与鄂豫边抗日根据地隔江相望，犄角而立，是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回旋、延伸和扩展的区域，同时也是直达巴蜀的通道。1940 年 6 月宜昌沦陷以后，这个地区的重要战略位置愈益明显。但由于这一地区处于西南大后方的前哨， 是国民党重点控制的地区之一，要在这个地区发动抗日武装，便显得非常困难。所以，在武汉沦陷前后一段时间里，湘鄂西地区党的组织虽作过几次组建抗日武装的尝试，都因国民党的阻挠而未能实现。

湘鄂西区党委建立后，把组建抗日武装的任务提了出来。此时正值松滋籍爱国知识分子潘哲夫越狱脱险，在湖南石门县子良区进行武装活动。因他与李逊夫交往甚厚，李将他的情况向蔡书彬作了汇报。蔡又报告给钱瑛。经研究，决定与潘哲夫建立关系，并通过考察于 1940 年 1 月批准潘哲夫入党，由区党委、湘鄂边特委直接掌握其组织关系，领导其活动。潘哲夫入党后，受命以汉流组织的名义，秘密筹建党的抗日武装。1940 年五六月间，沙市、宜昌相继沦陷，南方局、湘鄂西区党委鉴于日寇对鄂西北的攻势，决定加速抗日游击武装的组建。不久，蔡书彬在江陵弥陀寺约见潘哲夫，向他传达了区党委关于组建抗日游击武装的六点指示：（一）江南洪帮（汉流）势力大，应该打入并当上帮主以利用和改造他们；（二）可利用金亦吾（国民党第六战区第二游击纵队司令，与潘在省学联会相识） 的旧关系到该部任职，以便在该部做策反工作；（三）在各界广交朋友，但不提“统战”二字；（四）要特别注意依靠群众；（五）要特别注意保密，要做到“四”、“八”二字不轻易出口；（六）如日寇南犯，即以自发性或合法性的面貌出现拉队伍，待时机成熟再打出党的旗帜。潘亦向区党委提出了必要时派几位坚强领导干部的要求。此后，潘便到金亦吾部充任上校高参，开展活动。此时，南方局鉴于沙、宜沦陷后，湘鄂西区绝大部分为日寇占领，决定撤销湘鄂西区党委，潘哲夫的组织关系遂转交湘鄂边特委， 由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唐亚子领导。1942 年 2 月唐亚子调南方局，李东波接任副书记并兼松滋中心县委书记，潘哲夫及其筹建抗日武装的工作即由李东波领导。1942 年秋，南方局根据各方面的情报，估计日军 1943 年上半年可能进犯江南，便派交通员王治、吴泽凯在江陵甲口镇向潘哲夫传达了敌情动态，令他速作武装斗争的准备。潘哲夫派丁振山、裴香臣、陈伯仁、郑民安、肖木新等分赴松滋、澧县、石门、临澧一带筹组通讯联络，潘本人则到江陵与松滋东北一带活动，护送南方局直属党员过江参加新四军第五师工作。

1943 年 5 月，日军大举南犯，一路进至常德、桃源、石门、澧县一带，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望风披靡，武器装备到处丢弃，鄂西湘北的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丁振山等见此情景，迅速在松滋六泉一带以潘哲夫的名义起兵抗日。一时四方响应，有些地方的农民还自发收缴国民党散兵的枪支， 突击日军小股武装，携械来投。不到两个月，队伍发展到 3000 余人枪。根据党的指示，潘哲夫随即到六泉点编部队，命名为湘鄂边游击总指挥部（党内名称为湘鄂边抗日游击总队，以下简称“游击总队”）。司令员潘哲夫，副司令员丁振山，政委李东波，下辖五个支队。点编结束后，游击总队和广大爱国民众一起坚持抗日斗争，对日军进行频繁的打击。不到 1 个月时间，就进行了 10 多次战斗。这一系列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大灭了敌人威风，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在当地影响很大。6 月下旬，日军失利迅速东撤，盘踞江陵弥陀寺一带。国民党军队则乘机很快占领了湘鄂西地区。因潘哲夫与国民党宿怨很深，加上组建游击总队时收缴了国民党散兵的枪支，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便以七十九军两个师的兵力向游击总队围攻，游击总队损失惨重，人枪折半。潘哲夫遂率小股部队突围至公安江陵边境，获悉日军已占领弥陀寺，游击总队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为保存实力，潘哲夫令丁振山打入伪和平建国军刘飞部（原国民党七十三军江防部队）充任队长，收容分散突围人员，以图再举。突围出去的一部分人员转入地下，分散开展游击活动。潘哲夫本人则以洪帮（汉流）名义在江陵、公安敌占区进行地下活动。8 月 7 日，国民党湖北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发布“清剿”令和“协剿”办法，以七十九军配合松滋、澧县、石门、公安等县地方保安中队，对游击总队进行“清剿”，妄图于 8 月 25 日以前将游击总队全部“剿灭”。游击总队在湘鄂边特委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采取化整为零、昼伏夜出的战术，全力投入反“清剿”斗争，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

11 月 3 日，日军再犯湘鄂西。游击总队于松、澧、石边界开展游击， 部队再度发展到两千余人。11 月中旬，日军撤到涴市、弥陀寺一带。国民党军又向游击总队逼来，游击总队再陷腹背受敌险境。为取得湘鄂边区党委的指示，李东波赴边区汇报请示工作。这时，襄河地委和三军分区指示潘哲夫在日伪内部抓一部分武装，并派韩伯起、余一元来潘部工作。潘即通过洪帮的关系与日军联系。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游击总队接受和平建国军称号但不改编，日军也不得进入游击总队防区。此时，正值刘飞被日撤职，日军乃委派潘哲夫为和平建国军江南纵队副总指挥，潘即以此为掩护，保存实力。

李东波赴湘鄂边区汇报时，正值日军大肆“扫荡”华中抗日根据地。此时，三军分区在继续发展襄南的同时，已将部队挺进到江南敌后洞庭湖畔，建立了江南挺进支队，开辟了桃花山根据地。为配合根据地反“扫荡” 斗争，鄂豫边区党委决定游击总队以伪军起义的名义，与新四军第五师主力会合。李东波奉命返回游击总队驻地，向潘哲夫传达鄂豫边区党委的决定，进行过江的组织工作。是时正值日军进军桃花山“清剿”江南挺进支队，潘哲夫也受命率部参加“清剿”。为麻痹敌人，游击总队司令部移驻马家寨对岸，摆出参加“清剿”的态势，而主力则秘密集结于公安斗湖堤附近的天星洲。1944 年 3 月，在江陵县游击队的配合下，游击总队主力1000 余人胜利地渡过长江天险。3 月 21 日，游击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江南挺进纵队，成为我党领导的正规的人民军队。江南挺进纵队下辖 2 个团、1 个警卫连、1 个军官队，纵队司令潘哲夫，副司令丁振山，政委徐达山，政治部主任李东波。3 月 28 日，为分化瓦解敌军， 延安新华社以“和平建国军江南纵队副司令潘哲夫率千余人枪起义”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游击总队整编后，在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的领导下， 投入华中地区抗日战争及其后的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五、党在困难中坚持

当游击总队渡江整编之时，该部第五支队仍在松滋坚持斗争。1943 年 6 月上旬，游击总队遭国民党七十九军突然袭击后，第五支队队长、共产党员李梅村被阻隔松滋，在与总队失掉联系的情况下，潜伏于安杨乡田家坪，收容旧部，待机再起。1943 年 11 月初，日军第二次兴师南侵，李梅村便以安杨乡公所的 30 多支枪为基础，成立抗日自卫大队。经过不断发展，到 11 月中旬，抗日自卫大队已拥有长短枪 150 余支。12 月，日军再次退踞荆沙和弥陀寺一带，在日军南侵时四处流亡的国民党各级地方政权复位，这样对抗日自卫大队构成威胁。为了争取合法地位，把武装控制在手，李梅村通过平时与他有交往的大地主伍凤林和当过两任区长的杨大琛，在杨林市成立忠（俊）安（杨）紫（云）三乡联防委员会，下设联防中队，并报经县政府批准。联防中队以抗日自卫大队为基础加上忠俊、紫云两乡的乡保武装组建而成，共 200 余人枪，李梅村被委任为联防中队队长。1944 年 3 月初，李梅村突然接到情报，驻杨林市的国民党第八军某师政治部对李梅村产生怀疑，并已函告松滋县府将其解职处决。李梅村迅即将部分好枪埋藏，随后率少数人枪转入隐蔽。此后，总队渡江整编，与李梅村联系中断。直到 1947 年，李梅村才奉命将这些人枪拿出，参加党的湘鄂边五县据点所领导的武装斗争。

1941 年 4 月，松枝宜中心县委遭到敌人破坏，唯刘家场支部幸存。游击总队渡江之后，以刘家场支部为代表的松滋地方党组织仍在困难中坚持着积极的斗争。1943 年 9 月，中心县委书记李东波筹划湘鄂边区游击总队北渡工作时，就曾征得湘鄂边特委同意，决定将松枝宜地区党的工作交给刘家场支部书记、中心县委联络员刘家瑞负责。但因当时形势危急， 直到 1944 年 3 月李东波率游击总队渡江之时，仍未能和刘家瑞接通关系。在与上级失掉联系的情况下，刘家瑞仍在其原来联系的范围内开展工作。

1944 年五六月份，日寇再次袭扰米积台、沙道观一带。这时，刘家瑞一面通过李东波原来交付的线索积极寻找南方局，一面着手筹建临时组织系统，以便在日寇再度南犯时发动武装攻击。10 月，刘家瑞致信在重庆的中共党员李逊夫转南方局与南方局取得联系，一个月后，南方局函召刘家瑞赴渝汇报。1945 年 1 月，刘家瑞抵重庆。4 月，根据党中央“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南方局决定开辟渝津（重庆至津市）、津熊（津市至潜江熊口）交通线，以此输送一批干部和进步群众到中原解放区，并决定由刘家瑞负责此项工作。根据南方局安排，刘家瑞随即返回湘鄂边，开始执行新的任务，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这八年中，松滋人民在党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和敌后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抗日前线，为夺取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党组织自身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成熟，从而为继续领导松滋人民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来源：松滋市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