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功伟是抗战时期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1941年1月，担任鄂西特委书记的何功伟在湖北恩施被捕。在临刑的100余级石阶上，面对敌人“只要你回头，就能免于一死”的许诺，遍体鳞伤、拖着沉重脚镣的他义无反顾，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还差4天才满26岁。新中国第一任监察部部长、曾负责南方局组织工作的钱瑛写下“忠贞那惜头颅掷，含笑刑场典范留”的诗句，深切缅怀这位昔日的战友。

“中国需要政治经济学家和革命家”

何功伟，1915年11月出生于湖北咸宁一个书香人家，童年时代在家乡接受了启蒙教育。1927年，何功伟在武昌的湖北省立第四小学读书。1930年夏小学毕业后，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同学中发起组织读书会，常以文天祥、岳飞等为榜样，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勉，并组织救国宣传活动。他曾读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的奏折：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了让全国人民认清日本灭亡中国的险恶野心，何功伟拿出自己的生活费翻印《田中奏折》，向学校、工厂散发。

1933年7月，何功伟参加全省初中毕业会考，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他经常出入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通过参加生活书店组织的读书会，他结交了一批爱国的青年朋友。在革命浪潮的初步锻炼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下，他开始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毅然放弃了做“爱迪生第二”的志向，决心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他常对同学说：“当前读书不能救国，科学也不能救国，中国需要政治经济学家和革命家。”

“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武汉，何功伟奔走于武汉各学校，参与组织并建立了武汉中等以上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担任该会的常务理事。他和其他同学一起组织了武汉大、中学校学生声援北平学生的示威大游行。在连续4天的大游行中，他都担任游行纠察队总队长。国民党省政府为了阻止学生示威游行，指使湖北省建设厅采取“封江停渡”的措施。学生去省政府请愿，与当局发生了冲突，何功伟挺身而出，带领学生坚持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在斗争的实践中，他成为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不久，何功伟的父亲来到武汉，斥责他应明哲保身。他对父亲说：“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

由于何功伟积极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仇恨，他被迫离开武汉。在上海经同乡前辈钱亦石介绍，何功伟参加了全国学联的工作，担任常委职务。他每天为学联起草文件、处理来往信件，并常在《学生呼声》等刊物上撰写时事评论。1936年8月，经胡乔木和唐守愚介绍，何功伟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上海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何功伟任该团的组织部部长，多次组织全市性慰问前方将士的集会等活动。他的住处除了一张床以外，便别无他物，但他却总是以饱满的热情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

1937年11月，上海战局危急，党组织决定派何功伟回湖北工作。12月，何功伟被任命为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由董必武介绍到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任秘书，主持会务。1938年3月，何功伟调任武昌区委书记，他深入基层，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何功伟任省委委员。7月，省委根据党中央“有计划的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的指示精神，派何功伟回咸宁开辟鄂南地区的工作。8月，省委决定成立鄂南特委，统一领导鄂南工作，何功伟任特委书记。1939年9月，中共南方局派何功伟到鄂西工作，先后任中共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湘鄂西区党委书记。由于政治环境的日益恶化，何功伟根据南方局指示，结合鄂西实际情况主持制定了《革命气节教育提纲》，写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如果被捕，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亦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决不能叛党。”1940年6月，日寇出动大批军队，从武汉直犯宜昌。接到上级指示后，何功伟夜以继日地安排我党在宜昌的同志分批撤离，直到敌机投下燃烧弹，市内火光冲天，他才最后离开。8月，何功伟到达恩施后，被任命为中共鄂西特委书记。

“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盘踞在鄂西的反动派进行了疯狂的大搜捕。由于叛徒告密，何功伟于1941年1月20日不幸被捕，先后被关押在恩施城内鼓楼街16号和城外方家坝等地。敌人先后使用各种伎俩迫其就范。面对火烙铁、老虎凳等刑具，何功伟态度从容，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使敌人的每次审讯和拷打都归于失败。朱怀冰等国民党“高官”“名流”曾先后来到方家坝，对何功伟大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继而恶毒攻击我陕甘宁边区政府。何功伟斥责道，你们这些鬼话叫谁相信呢？敢不敢组织一个参观团去边区看一看？驳得这些“说客”哑口无言。

敌人告诉何功伟，只要交出共产党组织名单，省府委员、秘书、全省青年领袖、上大学和出国留学等任其挑选。何功伟对这些高官厚禄的诱惑报以冷笑，断然不与这帮民族败类同流合污。最后，陈诚把何功伟的父亲接到恩施，企图利用骨肉之情来软化他的革命意志。老人在恩施40多天，往返监狱探望和劝说儿子10余次。何功伟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敌人押到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在临刑的100余级石板路上，每上一阶，敌人便问：回不回头，回头可免于一死。何功伟坚定地走完了眼前的这100多级台阶，放弃了100多次活下来的机会，英勇就义。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2年6月3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