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挺进华中，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华中地区处于黄河和长江之间，联结中国北方和南方，有陇海铁路、津浦铁路、京汉铁路等重要交通轨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华中抗日根据地因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得以创建，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的重要部分。抗战时期，党的金融机构一方面需要支持对日作战，另一方面要在财政金融战线上站稳脚跟，开展货币斗争，发展“红色金融”，稳定和巩固根据地。

1941年4月，在中共中央中原局（1941年5月与中共中央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新军部在江苏盐城创设江淮银行。后因根据地敌情危急，成立仅3个月的江淮银行随军转移，暂时撤离盐城。

1941年8月，新四军新军部决定由各军区设立自己的地方性银行，暂不设覆盖华中地区的银行。自此，江淮银行成为新四军第一师所在地——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金融机构，并发行了相应抗币币种——江淮币。

一、新四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

自1938年10月起，广州、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抗日战争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华中战场形势严峻。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明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随即党中央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以加强对华中抗战的领导。1938—1940年间，新四军和八路军各部在华中地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敌后作战，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形势图（1938—1940年）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6日，国民党集结重兵包围袭击从皖南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7日，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1月20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同日，中国共产党毅然决定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成立，随即将全军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继续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战争。

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江苏省盐城市泰山庙

1941—1943年是华中敌后抗战最严重困难时期，根据地军民同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摩擦作战。三年中，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8400余次，挫败国民党顽军的多次偷袭进攻。历经八年全民族抗战，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1万余人，华中抗日根据地范围横跨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等多省。

经济金融领域也颇多成果。面对华中地区严峻的抗战形势和敌伪经济封锁，华中抗日根据地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指导思想，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加强政权建设，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实行精兵简政，创造、创新货币金融事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得以逐步兴盛起来，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二、苏中抗日根据地创建历程与经济建设

苏中抗日根据地位于江苏省中部，包括扬州、泰州、南通等地区。东临黄海，南至长江，与苏北、淮北、淮南、皖江等华中抗日根据地相连。中共中央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后，苏北区党委于1941年3月改称为苏中区党委。1941年5月1日，苏中军区成立，所驻部队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苏中抗日根据地有四个行政区。江都、高邮、宝应三县为一分区；东台、泰东、兴化三县为二分区；泰兴、泰县、靖江、如西四县为三分区；如皋、启东、南通、海门四县为四分区，抗战后期辖区有所调整。苏中抗日根据地坚持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思路，通过一系列手段发展经济金融，推动根据地发展。

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建设中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1943年7月出台实施的《苏中区经济建设方案》中显示，根据地坚持“以发展自给自足之农业为主，提高农业生产力，达到普遍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强坚持原地抗战之条件，并奠下将来建国伟业之基础”“开辟贸易路线，疏通运销，调节根据地内外供需关系”，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指导其有计划地进行农业及其副业生产；帮助解决资金缺乏问题；帮助解决农具种子肥料水利耕牛等问题”。

开展减租减息促进农业生产

中央土地政策的决定下发后，苏中减租工作得到各阶层的拥护，说服和推动许多地主、豪绅实行减租。在1942年夏收中，实行减租32648户，减租田亩8656414亩。1944年，苏中区宣布“彻底实行减租减息，保证交租交息，合理调整主佃关系与债务关系”的施政纲领。

引导平抑物价

利用各种经济金融手段，平稳根据地的物价。侵华日军败退已成定局，1945年5月，姜堰、海安敌占区的粮食涨价风潮蔓延到根据地附近，泰县公营商店裕民粮行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七万多斤大麦，比敌占区每石便宜多两千元江淮币。生猪是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大宗物资，三分区在1943年出台《鲜猪出口统制办法》，同时在靖江成立县区猪商协会，统一指挥生猪的收购、出口、加工等任务。

争取贸易主动权

1942年2月，华中局财经委颁布《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草案》，其中有关对内对外贸易的内容规定“在对内贸易上，应该确保商人有贸易的自由，不应采取七管八管的办法”“处于战时和敌后环境，再加以敌人的封锁，内地贸易是难以顺利发展和支持的，如果再加以过多的约束，必使根据地的商业难以立足”。

1943年，《苏中区战时进出口税暂行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保护奖励进口军用品、日用必需品、电器器材、医药用品、粮食、牲畜、农具、工业原料、五金用品、文化用具等物资；限制与禁止进口消费品、奢侈品、迷信用品与赌具、毒品等；凡根据地确系过剩货物，不属资敌性质，属于保护奖励出口的物资范围。粮食、耕牛、五金制品、工业原料，一律禁止出口。

三、新四军新军部筹建成立江淮银行

1940年11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军需供给，刘少奇、陈毅召集新四军新军部财经部朱毅、李人俊等人研究，决定迅速筹建根据地银行和印钞厂，创建党领导下的金融货币体系。

刘少奇定名成立江淮银行

关于新筹建银行的名称，当时有同志建议取名“淮南银行”，有的同志考虑到这个银行立足淮南、面向淮北，建议取名“两淮银行”。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认为，新四军还要向东发展，将来是面向大江南北，横跨淮河两岸，应该叫“江淮银行”。于是，刘少奇定名并题写“江淮银行”。

1941年4月1日，江淮银行在盐城成立。江淮银行属新四军新军部财经部领导，对外是两块牌子，对内是一套班子。新四军财经部部长朱毅兼任江淮银行行长，财经部副部长李人俊、骆耕漠同时兼任副行长。银行下设营业、会计、秘书三个科，共计四十余人。有几位银行的中层骨干从新四军新军部财经部抽调而来，其他工作人员则是由上海地下党在上海物色推荐的有志于抗日并熟悉银行业务的进步人士和青年、从抗大五分校招进的一批知识青年组成。江淮银行专门举办“财经干部训练班”，对招录人员进行银行业务培训。

江淮银行划归苏中抗日根据地

1941年7月，日伪军集结1.7万余人分四路进攻盐城，企图包围新四军主力。刘少奇、陈毅下达“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日军进攻”的作战命令，一面积极抵抗，一面转移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受日伪军此次“大扫荡”影响，开业仅三个月的江淮银行随新四军财经部转移，撤离盐城。8月，日军被迫停止对苏北的“扫荡”。华中各根据地转入深入持久的敌后斗争。

1941年8月，新四军新军部决定：各军区可设立自己的地方性银行，现暂不设覆盖华中的银行。江淮银行转由新四军一师、苏中军区和苏中行署领导。

江淮银行的机构设置和主要任务

1941年6月，江淮银行苏中分行在泰东县栟茶镇（泰东即今海安东部，现栟茶属如东）成立，李人俊兼任行长，同时又在泰东县李堡镇（现属海安）设立办事处。

1941年4月、6月，江淮银行分别拨给盐城县6万元、阜宁县3万元，在两县举办借贷所。

江淮银行苏中分行下设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支行，各县与部分大的集镇也设立了江淮银行办事处。江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发行货币、代理金库、办理存款放款、汇兑业务。

四、抗战胜利后，江淮银行与华中其他根据地银行合并成立华中银行

到1945年终于迎来了胜利曙光，苏中抗日根据地与全国一样，收复了大量的城镇。随着苏中抗日根据地面积日益扩大，急需大量的抗币投入到市场。江淮银行第四支行为调剂根据地金融，充实货币斗争力量，发行大面额的本票，在东台、如皋境内流通使用。江淮银行第四支行南通办事处发行5元、50元、100元三种面额的新抗币。

“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拟于五月以前完成发行华中统一货币。”——1945年2月3日，华中局在上报中共中央《关于华中部署的报告》中首次谈到关于统一华中货币的建议。

在经过一段时间筹划后，1945年8月1日，江淮银行、淮南银行、盐阜银行、淮海银行和淮北地方银号等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银行合并组成华中银行，总行设在淮阴（现淮安）。在首批发行的华中币中，还有将印好未发行的江淮银行50元券改印为“华中银行”，作为华中银行币发行。华中财经委员会决定以江淮印钞厂为基础，将各根据地印钞厂合并成立华中印钞厂。

华中银行币发行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开始组织地方币的收兑回笼工作。1946年，江淮币总共收兑近2000万元，尚有700余万元未收回，这其中还包括当初反“扫荡”撤退途中疏散掩藏而未能找回的纸币。江淮币与华中币的兑换比价最初为1比1，以后逐渐降为1比0.1、1比0.06，直至停止流通使用。

江淮银行的建立对于华中各地抗日根据地党和政府来说，是全新的尝试。为驱逐侵略者、取得抗战胜利，为帮助备受压迫剥削的贫苦群众翻身得解放，江淮银行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发行货币和开展货币斗争，支持经济民生建设，支援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工作，丰富了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

（本文选自《中国红色金融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编写，总编著：濮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