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唯有坚持历史、理论和现实三者的结合，方能形成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多维视野，从而推进该学科的规范化建设和科学化发展。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就是历史地研究思想，研究思想的历史，从而在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史的思想特质方面，体现理论性与实践性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即社会实践运动过程和思想理论发展过程的统一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主体内容，也是该学科发展的最大增量。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唯有坚持历史、理论和现实三者的结合，方能形成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多维视野，从而推进该学科的规范化建设和科学化发展。本文仅从历史的维度，谈谈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史学在各种学科体系中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不言而喻。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是基于如下理解。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域外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这一命题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是一个理论指导和运用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独特实践上升为科学理论（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与形式），这是一个理论概括和升华的历史过程。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对象。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对象应聚焦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缘起、进程、脉络、理路、特征、成就、规律及经验。具体而言，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道路的百年实践为线索，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成果的理论主题、理论形态、思想内涵、逻辑关联、历史地位、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等，多维度、广视域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时代境遇、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方法论要义。恩格斯强调对事物“过程”的历史探索是把握事物本质和特质的必然视界。无论是历史逻辑还是理论逻辑问题、抑或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问题，都是事物发展“过程”在思维中的再现。历史逻辑反映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化”中国的过程，理论逻辑体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时代化的实现过程。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就是历史地研究思想，研究思想的历史，从而在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史的思想特质方面，体现理论性与实践性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即社会实践运动过程和思想理论发展过程的统一体。

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背景

相对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这条“显性的明线”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背景，则是一条“隐性的暗线”。显与隐的交织、明与暗的辉映，方能全景式地呈现这一历史进程，而不是止于概念化叙事和脱离历史文本的理论演绎。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视域、学术视野如何拓展和拓新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之间达成沟通和互动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深度审思和多维观照，去发现经典话语系统背后的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史的叙事显得更加丰富、立体、鲜活。

其一，从思想史背景、学术史的视域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要注重运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梁启超说研究文化史、学术史要注重“互缘”，即要与社会史等交互柔缠、彼此作用。胡适强调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在于明变、求因、评判，为此需要材料校勘，参照其他资料融会贯通，寻出一个脉络条理。葛兆光在《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中提出“加法”，即打捞被宏大叙事和历史学家减去的片断，同时要眼光向下，把思想史与法律史、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教育史、宗教史等结合。王汎森说，研究思想史要精读文献，注重语境，把文献放在整个时代的脉络里，深入了解时代词汇、语言、思想的复杂状态，还要有“铜山崩而洛钟应”的思想感应力和“杂糅附会”的学术想象力。

其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背景的研究理路。需要去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百年间是由哪些主体（群体和个体）汇聚的“合力作用”而推进的，去追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是怎样生成的，或者说，是什么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背景或学术史支撑？如何通过寻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原创性贡献的知识谱系，在厘清理论创新成果的文本理路中，去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和内在机理？这都需要我们增进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学科“史”的关注程度与建设力度，并在“四史”中寻求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通过可持续地深耕细作开展创新性研究，求得规律性认识。

其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背景，要将这一研究与五四后的中国学术转型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以明辨、印证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探索和建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形成的互动和感应，是一个双向涵化、彼此会通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回顾了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在西学东渐背景下逐渐发展的历程，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视野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我们会注意到，五四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致力于传播唯物史观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论战中是如何初试革命哲学之锋芒的？党的早期理论家参与了哪些哲学批判活动？唯物史观在建党前后是如何广泛传播、辩证唯物主义是如何启蒙的？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尝试用唯物史观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党内的哲学思想分歧是如何对国民革命产生影响的？譬如，透过众所周知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我们可以梳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演生史，追踪何干之、潘东周、王学文、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长史，确认论战的成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科学的国情依据，从而彰显学术界的探索及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可以说，思想界、学术界的探索和建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形成互动、感应，这是一个双向涵化、会通的过程。一方面，前者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理论材料、思想观点和学术支撑；另一方面，后者的理论创新成果促进前者进一步地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求索之路跋涉、攀援。

在整体贯通的基础上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理化

新时代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既要整体把握、贯通研究，又要分段寻绎、衔接融通，更要重心后移、聚焦增量。这种研究旨趣或理路，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总结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理化的历史经验。

首先，注重从“四史”的维度整体把握、贯通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四史”结合起来。“四史”深刻揭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党之路、强国之路、复兴之路，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和百年进程，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生成逻辑和发展逻辑。我们要全面揭示这一历史进程，就要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视域、学术视野通过“四史”的观照而加以拓展和拓新，使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的叙述在与“四史”的互参互鉴中显得更加丰富和鲜活。

其次，分段寻绎、衔接融通，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主题和阶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不断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入认识中国国情，揭示和掌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在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和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一方面，既要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核心范畴，加强对其内涵阐释的深度耕犁，注重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哲学基础、科学内涵、理论特征、内在逻辑、生成规律、思想方法的总结，实现对理论创新成果的全面研究和整体把握。另一方面，可按照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现在的时间顺序，详细分析一系列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艰辛探索和开拓创造的足迹，显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继续、创新和发展。

最后，紧跟新时代的步伐，把研究重点放到发展历程的新阶段和新飞跃上来。要确立原创性研究、学理化阐释、学科化建构相结合的研究旨趣和导向，全面深入地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度和深度，如何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从而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内在统一性。因此，要加强对这一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及其文化形态的理论渊源、内涵界定、时代出场、逻辑生成、理论特质、方法呈现、历史地位、重大意义等进行整体性研究，建构多种合理有效的逻辑图式，对创新理论的基本依据、生成理路进行深度探究和系统性诠释。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1年2月1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