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冀南银行的成立与发展历程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后提出三项货币政策:一是巩固法币,打击伪币,要做到在中心区域内法币减少外流,防止敌人吸收,绝对禁绝伪币、假钞的行使;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收回土票杂币,减少地方金融的紊乱状态;三是成立冀南银行,并设立县区的兑换所与分所;四是规定金银可以私有,但不许流通使用。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旧址(河北省南宫市大屯乡孙李村)
1938年8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内部设立冀南经济委员会,负责组织与领导冀南区的经济建设工作。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制定抗日游击区经济建设大纲,发行冀南本位币。
冀南银行刚开始筹备时,便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破坏,蒋介石多次电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停止筹组银行和发行冀南票。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国民革命军第39集团军司令石友三发出威胁通告,“凡使用冀南票者枪决”。
为避免直接冲突,八路军129师邓小平等首长直接指示,筹建银行的工作由129师供给部徐林领导,银行由冀南向晋东南根据地转移。1938年冬,银行筹建组突破敌人封锁,由河北南宫出发,路经山东、河南境内的冠县、莘县、濮阳、汤阴、林县等地,跨越18个县,穿过敌人占领的平汉铁路,夜间赶路,白天隐蔽,行军一月余,陆续到达晋东南根据地黎城西井镇周围,继续筹建工作。在西井镇,八路军专门成立了冀南财经学校,由杨秀峰兼任校长,为开办银行储备专业人才。129师还从抗日军政大学等调来一批学过、做过金融工作的骨干,如胡景沄、李绍禹等人,共同筹组银行。129师想方设法从敌占区山西太原、河北邯郸等地买回大量纸张、油墨、石版等造币材料。所有这些工作,为冀南银行的成立做好人、财、物的准备。
1939年9月16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以财字17号令正式宣布冀南银行成立发行冀南币,要求冀南银行成为“培养抗战经济的摇篮”“保护人民利益的堡垒”,任命高捷成为首任行长。
冀南银行山西黎城县小寨村旧址
高捷成(1909年9月17日—1943年5月14日)
高捷成(1909年9月17日—1943年5月14日),1926年赴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同年11月随北伐军回到福建漳州,参与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愤然离开国民党军队,于1932年4月在漳州参加中国工农红军,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全面抗战爆发后,随八路军129师来到冀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担任冀南银行行长之前任冀南税务总局局长、晋冀鲁豫财经处处长。
冀南银行在太行区和冀南区分别设立了机构。冀南区的机构设在河北垂阳,由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领导。太行区的机构称晋东南办事处,主任杨介人,地址在山西晋中辽县(今左权县)芹泉村,下辖冀西、漳西、漳北3个办事分处。后来,晋东南办事处又改称为冀南银行总行营业部,太行区各办事处改称冀南银行某分行。
自1941年起,侵华日军疯狂地向华北地区发起“扫荡”,“铁壁合围”切断根据地与外面的联系,企图困死根据地军民。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步伐,掀起反共高潮。这一时期,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又遭遇大旱蝗灾,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生存环境日趋恶劣,根据地进入一段最艰苦、最困难的岁月。
到1942年,太行区、太岳区的根据地逐步缩小,冀南区成为抗日游击根据地。冀南银行的工作人员经常处于紧张备战状态,白天工作,夜间行军,跟着部队同敌人周旋,账款平常都由马驮,战况紧急时则挎包随身背,在烽火硝烟中辗转坚持开展业务,因此冀南银行被群众赞誉为“马背银行”“挎包银行”。
1942年12月,毛泽东发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后改名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工作的总方针,1943年春,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保障供给。冀南银行组织工作人员生产开荒队伍,到深山处开辟生产荒地,掀起了生产高潮。
1943年5月14日,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在河北省内邱县白鹿角村遭遇敌人袭击,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让随行人员携带重要文件先行撤退,自己组织力量进行掩护,在突围时壮烈牺牲,时年仅34岁。高捷成牺牲后,冀南军区后勤部部长赖懃接任冀南银行行长。
抗战后期,经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边区的各项建设有了很大发展,抗战革命力量不断壮大,129师主力从9000余人发展到近30万人。根据地民兵、自卫队也迅速发展壮大。日本军国主义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兵力分散、兵势渐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仇敌忾,敌我战略态势从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转变。
1944年7月,冀南区和冀鲁豫区合并形成冀鲁豫区,冀南银行冀南区行与鲁西银行合并,称冀鲁豫区行,与冀鲁豫工商局合署办公,林海云任局长兼行长。
1944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太行区行成立,与工商局合署办公。王兴让出任工商局局长兼太行区行行长。
1944年底,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与冀鲁豫行政主任公署合并办公,两区银行和工商局也合署办公,实行统一领导。
1945年1月,太岳行政主任公署所属的银行、工商等部门合并成立太岳经济局,聂真兼任局长、行长。
1945年5月,冀西银行与冀南区行合并为冀鲁豫银行,与工商局联合办公,林海云兼任行长。
1944—1945年,日寇的“扫荡”减弱,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大力发展生产,冀南银行增发货币,以供给各项建设的资金需要。
全面抗战时期,冀南银行总行驻地有两次大的迁移:1942年5月反“扫荡”过后,由山西黎城县迁往河北涉县索堡村;1945年冬,又从涉县迁到河北武安县城。1948年8月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组为华北银行,随后又与北海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二、发行冀南币和冀南银行本票
充实和巩固冀南币发行准备金。冀南银行实力雄厚,不仅准备大量法币、金银,而且掌握大量军需民用的粮食、棉花(布)、食油、食盐等实物,根据掌握的物资灵活调节物价,巩固冀南币发行信用。
为加深群众对冀南币的了解和信任,1939年9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专门编写《推行新钞宣传大纲》开展政治动员,向广大群众宣传介绍冀南银行和冀南币,其中指出冀南币发行的准备金主要有两类组成:一是冀南游击区有着大量的法币,这些法币可以兑换收集起来作为新钞的准备金;二是冀南游击区有着大量的白银硬币金银首饰和现金,这些东西也可以兑换收集起来,作为新钞的准备金。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县会议上作出统一财经工作的决定。7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与晋东南第三、五专署合并,建立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杨秀峰为主任,薄一波、戎伍胜(戎子和)为副主任。冀太联办成立后,通过举办准备金展览会的形式增强人民群众对冀南银行的信心。在黎城西井镇的展览会上,冀南银行展出大量的银币、银元宝、金砖、金条,会场设置“银币”“元宝”“黄金”等展区,场面十分壮观。冀太联办主任杨秀峰亲临现场主持并发言,“通过参观展览,大家就可以知道,冀南银行发行的货币,不仅有准备金,而且准备金还相当雄厚,希望通过展览,大家把冀南银行准备金的实际情况进行广泛宣传,让冀南、太行、太岳的广大群众,思想上树立起相信冀南币和爱护冀南币的坚强信念,把冀南币看成是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货币。”冀南银行雄厚的资金实力给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冀南币的发行有了良好的开端。
发行冀南币,确定冀南币本位币地位。1939年10月至1945年12月,冀南银行共发行冀南币68种、本票9种,总计金额51.04亿元。
1941年2月3日,冀太联办颁发布告,规定冀南银行纸币是冀南、太行、太岳区的本位币,收回原第三、五专署发行的上党银号票110万元,逐渐扩大冀南币的流通范围,在冀南、太行、太岳3个地区流通。冀南币在太行山的首次发行额是500万元,根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指示,500万资金由边区政府和军队各领一半,用于支持地方工、商、农业发展和部队购粮。
区分普通版和地名版冀南币。冀南币普通版可以在晋冀鲁豫边区任何一个区域流通使用。迫于驻扎在各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的侵华日军疯狂“扫荡”、分割、包围和封锁根据地的严峻形势,1943年2月22日,晋冀鲁豫边区财经会议决定,冀南币实行分行署区发行管理,在冀南币上加印地区名称“太行”“太岳”“平原”“鲁西”等字样,只限于在纸币上印有地名的区域内流通使用。这样做有利于对敌展开货币金融斗争,控制各根据地货币流通量,防止日军用掠夺的冀南币套取物资、影响物价。
太岳版冀南币100元(1939年)
太岳版冀南币20元(1944年)
发行冀南银行本票。为方便大宗贸易、便利货款结算、携带,代替一部分纸币发行,1943年9月29日,冀南银行总行发出关于发行本票的通令,开始发行定时、定额、定使用区域的银行票据,巩固票据信用,灵活调剂金融市场,刺激生产。冀南银行本票可以用现钞或存款购买,可随时兑换,也可背书转让。在规定的使用期间内、规定的区域行使,本票到期持有者需到银行兑换。1943年,冀南区、太行区分别发行100元、200元(两种版别)、500元、1000元4种本票;1945年发行1种500元本票。
冀南银行本票500元(1945年)
冀南币发行量。冀南币发行数额逐年增加,主要用于财政支出和服务生产。1940年,冀南银行总计发行2975.3万元,其中军政费用透支额2208.1万元,占总发行额74.2%,用于生产发行额767.2万元,占比25.8%。从1941年之后,用于军政费用与工农业生产逐渐拉小差距、趋于平衡。1941年,冀南银行总计发行5987.8万元,军政费用3425.1万元,占57.2%,生产投资2562.7万元,占42.8%。1943年,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总方针,冀南银行坚持“支持军队,发展生产”的发行原则,以经济发行为主,当年总计发行冀南币3.56亿元,2.66亿元用于支持工农业发展,大约占总发行额的75%。1944年,冀南币发行10.59亿元,全部用于发展经济。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夺取最后胜利的阶段,侵华日军大势已去,中国战场抗日战争全面大反攻,冀南银行发行总额达到35.38亿元,其中21亿元用于军政费用,占比约60%。
保证冀南币币值相对稳定。在当时边区物资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冀南银行提出要根据财经实际所需货币流通量控制发行数额:一是统计人民全年的消费量;二是调查消费品经过几次交易过程;三是调查每一年中交易周转次数。全面抗战时期,冀南币的币值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从1940年到1945年,冀南银行总计发行51.04亿元冀南币,总体上能够根据边区范围大小、战争形势和工农业生产所需等情况,测算市场实际需要货币总量,不断进行调整和追加,币值控制很好。冀南币与其它边币相比,1943年3月冀南币1元相当于晋察冀边区银行币1.25元,相当于晋西北农民银行币5元。1940—1944年,敌占区物价增长6481倍,冀南币发行数额大约只增长了12倍。
在恶劣的抗战环境中,冀南币能做到币值相对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与边区政府重视货币信用和控制发行量分不开。1943年7月,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中提及冀南币发行工作的成功经验时,曾指出: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
三、冀南银行开展的主要业务
冀南银行致力于统一边区币制、开展货币斗争、发放生产贷款,以此促进边区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使根据地经济逐步趋向稳定统一。
扶持工农业生产。冀南银行在保障财政军需的同时,积极发放贷款支持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全面抗战时期冀南银行共发放农、工、商业等生产类、商业类贷款20亿元,且逐年递增。农业贷款积极扶持农具制造、小型水利、耕畜、种子、肥料、农场建设等;工业和手工业贷款大力扶持纺织、造纸、卷烟、熬盐等轻工业生产,以及煤矿、铁矿等的开办。
冀南银行贷款支持对象主要以公营和集体经济为主,积极扶持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创办公营商业、合作社、货栈等,对私人手工业贷款额则严格要求,一般不超过私人资本的0.5倍。
支持小规模手工业和商业发展。1943年2月,冀南银行确定信贷任务,计划发放300万元春贷、300万元合作社贷款、200万元手工业贷款、100万元水利贷款、100万元小商业贷款,手工业和小商业等小规模贷款占比达到30%。4月,冀南银行在《关于合作手工业贷款工作的补充指示》中,进一步明确支持合作手工业的信贷政策。
冀南银行还通过晋冀鲁豫边区农村、乡镇先后建立的800多个信用合作社发放贷款,支持农业生产、小手工业生产及家庭副业贷款,如纺织、造纸、榨油、硝盐等,以活跃农村经济、支持农村地区生产自救。
发放大量免息贷款,为抗灾救灾出力。1942—1944年,与日军作战本就艰难,河南、山西、山东、河北等自1942年起,都相继发生严重旱灾、蝗灾、瘟疫,其中山西灾情持续三年之久,晋冀鲁豫边区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冀南银行发放大量无息救灾贷款、打井贷款救灾济民,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改善边区农业生产条件。1944年,由冀南银行贷款支持的三条引水大渠建设完成,其中涉县漳南大渠全长30多华里,可灌溉耕地3600亩。
经营汇兑业务,实现“五行通汇”。为畅通各根据地的资金汇兑,1940年冀南银行开始经营汇兑业务,计划实行“五行通汇”,到1941年,基本实现了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资金汇兑。
(作者: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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