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是习近平总书记有着特殊感情的一部俄罗斯长篇小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他数次对该部小说予以高度评价。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汉学家、学习汉语的学生和媒体代表时，他深情回忆道：“我年轻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优秀文化的魅力。”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重提往事：“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年轻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后，在我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2016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一文中，他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历史地看，这本小说既成为连接中俄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成为我国文艺创作借鉴的重要范例。

《怎么办？》的魅力在哪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怎么办？》问世于1863年，这一时期正处于俄国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从贵族转移到平民知识分子的特殊节点。小说反映了当时俄国进步青年的精神风貌，唤起了人民反抗旧势力的觉悟，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降临积蓄了必不可少的激情。小说的副标题为《新人的故事》，全书情节主要围绕洛普霍夫等三位平民知识分子的情感纠葛而展开。作者在小说中创作了拉赫美托夫这个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拉赫美托夫出身大农奴主家庭，但否定农奴制。为了提升英雄气概，他遵守苛刻的读书与锻炼计划，尝试各种重体力劳动，深入群众感受民间疾苦。最引人入胜的是，他睡在钉床上修行，鲜血淋漓而不改其色。作者通过这个苦行僧般形象的塑造，实则忧伤地预见到，俄国革命者们要经受诸多痛苦和折磨，他们的生活一定是严峻的斗争和沉重的自我牺牲。这个典型人物深刻影响列宁等一代俄国革命家。列宁在一个夏天里曾连读五遍，每每有新体悟，称赞这是“真正的文学”。

在梁家河插队期间，青年习近平受到拉赫美托夫的强烈震撼，仿照书中情节来野蛮体魄和锤炼意志。他后来回忆：“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青年时代的知行淬炼对他影响深远，为其后来领导风格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首先是人民情怀。2019年3月22日在会见意大利众议院众议长菲科时，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其次是斗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

《怎么办？》对文艺创作的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高度评价《怎么办？》，期望我国文艺工作者能够从中发掘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的规律。

首先，创作者需要有精深的专业素养和高尚的人格修为。如果说《怎么办？》是参天大树的繁茂枝叶，那么作者在哲学、历史、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造诣则是其深厚的根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以费尔巴哈哲学为基底，提出“美是生活”核心主张，挑战了黑格尔派美学理论，使美学初步有了唯物主义的根基。《怎么办？》通篇反映着这种人本主义关怀。作者的命运极为坎坷，意志极其坚定，为解放运动甘愿流放受罪，从不屈服，无愧于“文学中的普罗米修斯”赞誉。《怎么办？》就是作者在彼得保罗要塞狱中所创作的，是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写照。

其次，创作导向应当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怎么办？》所宣扬的自由、真挚和诚实的男女爱情观念，在此前只在少数精英圈子中传播。小说则把这些观点分享给更广大的读者，由此取得空前成功，还旗帜鲜明地讴歌劳动之美，否定寄生阶级的腐朽生活。小说用“实用的泥土”隐喻劳动人民的生活，“腐朽的泥土”暗示寄生阶级的生活，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运动和劳动。小说主张，劳动是运动的根本形态，消遣、休息、娱乐等其他运动形态离开了劳动便失去意义。

再次，创作风格应当将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艺术应当承担“生活教科书”的功能。这要求艺术创作始终要关注广大人民所关心的问题，拷问真正应当过的生活，鼓励人们勇于追求美好的新生活。在小说中，他通过女主人公的梦境，描绘了未来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物，热情呼吁：未来是光明美好的。爱它吧，奔向它，为它工作，促它早日到来，尽可能使它成为现实。

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有多重特征，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民主主义革命者等等方面，《怎么办？》也不同程度有所体现。列宁评价说，“尽管他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他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异常深刻的批评家。”强调这种身份，也就意味着更加强调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作品作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的地位。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科学的文艺批评方法，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总能得出一以贯之的结论。这便是真理的恒久魅力。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1年12月27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