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金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曾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从这里发展壮大、走向胜利。照金苏区的建立，点燃了西北革命的火种，为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陕甘地区很早就受到革命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的屠杀，中共陕西省委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大大小小70多次武装起义和兵变，其中著名的有清涧起义、旬邑起义、渭华起义等。这些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扩大了党的影响，鼓舞了革命士气，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政治、组织和群众基础。遗憾的是，起义和兵变最后都失败了。而正是在总结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陕甘边革命斗争领导人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创建自己的根据地。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向非苏区的陕西等8个省提出任务，“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区域，集中力量发动那里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11月20日，中共中央又指示陕西省委加紧农民运动，使之逐步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轨道。12月5日，陕西省委讨论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作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指出各级党组织要集中力量领导农民斗争，积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此后，这个斗争便在陕甘边地区展开，开始了以正宁县寺村塬为活动中心的发展阶段。

这时，刘志丹在陕甘边一带领导的农民武装已发展到300余人，组成了南梁游击队。同时，山西省委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在国民党军队“进剿”下，由阎红彦带领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也发展到300余人，改称陕北游击支队。1931年10月，这两支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林锦庙会合。次年1月初，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支以中国工农红军冠名的红军游击队。陕甘游击队成立后，迅速在甘肃的正宁县、宁县及陕西的旬邑县周围开展游击战争，传播了革命火种。

1932年4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斗争纲领，号召农民参加土地革命，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宣告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决议和法令。这是中共陕甘边历史上第一个临时革命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政权的第一次尝试。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指导配合下，进一步发动群众，带领赤卫军和广大群众开展以打土豪、分财产为中心内容的反封建斗争。8月底，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陕西省委派来的杜衡等人的错误指挥，陕甘游击队接连失利，被迫撤离寺村塬。随后，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于失去依托而停止活动。

（二）

照金位于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西北部，桥山山脉的南端，北倚子午岭，南俯渭北平原，东临咸榆大道，西通陕甘边腹地，在此建立根据地可以影响到陕甘两省。这里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接壤，进可攻，退可守，机动灵活性大。境内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地势险要，古称“境僻地阻”之域，是屯兵练武的理想场所，具有建立山区根据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加上20世纪30年代初的照金连年灾荒，土地贫瘠，匪患兵祸交相为害，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百姓流离失所，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革命之火极易点燃。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提出“在积极的（地）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并批准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8月25日，根据中央指示，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定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立红二十六军。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开始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壮大红军力量的英勇斗争，先后挥师东进、南下，在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横扫和廓清了照金腹地及外围的反动势力，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适应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迅速开拓和巩固的迫切需要，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构相继建立。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成立，归陕西省委领导，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军委书记。陕甘边区特委成立后，十分重视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建立，逐乡逐村地发动群众，积极培养和发展有觉悟的贫雇农入党，建立起一批农村党支部，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坚强核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也在照金成立，习仲勋任书记。

在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中，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游击队，迅速壮大了游击队队伍。为了统一游击队的领导，协调各游击队的行动，中共陕西省委于1933年3月7日指示红二十六军，“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3月中旬，根据陕西省委指示，以耀县、照金游击队和旬邑县的游击队为基础，在照金兔儿梁成立了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初步形成了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为主力、以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相配合的多层次革命武装力量体系，使根据地有了坚强的军事保障。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提上了议事日程。1933年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指出：这里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必须“扩大和巩固红二十六军，开展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创造陕甘边与渭北新苏区”。遵照这一指示，4月5日，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兔儿梁召开，宣告重新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重新成立，标志着照金苏区正式创建。经过广泛发动群众和开展土地革命，照金苏区迅速得到发展。到1933年秋，已横跨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设在距照金镇约5公里的薛家寨。那里海拔1600多米，层峦叠嶂，密林如海，整座山寨走势雄奇，军事上易守难攻。

（三）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以及照金与渭北苏区的紧密呼应，使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一面调拨枪械武装照金周围的反动民团，一面调兵遣将“围剿”照金苏区。苏区军民奋起抵抗，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

1933年6月，正当红二十六军和苏区军民浴血奋战、进行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在照金北梁召开边区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无视客观实际，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行命令红二十六军红二团离开照金苏区，到渭华创建新苏区。途中，杜衡借口向陕西省委汇报，离开部队，7月28日在西安被捕叛变，导致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在此期间，红二团孤军在蓝田县张家坪被敌包围，苦战数月，兵败终南山。由于红二十六军几乎覆灭，革命力量严重削弱，照金苏区岌岌可危。

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后，陕甘边区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根据地的任务。这一时期，习仲勋在照金领导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和根据地军民苦撑危局，继续坚持斗争。正在此艰难时刻，驻防耀县的国民党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为了抗日，于7月21日率部1000多人起义，建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遭到敌人镇压后退入照金。与此同时，耀县游击队和由渭北游击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也进入照金苏区。这三支革命武装的到来，壮大了苏区的力量，缓解了危急局面，为巩固根据地和重新组建红军主力创造了条件。

为了统一党和红军干部的思想认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于8月14日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习仲勋是这次会议的执行主席，他始终站在大多数同志一边，坚决主张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行动，为会议作出正确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统一领导红四团、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并制定了不打大仗，集中优势兵力，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陈家坡会议是陕甘边党的地方组织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独立自主制定正确战略方针的起点，对坚持和发展陕甘边的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家坡会议之后，在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部队以新的阵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先后消灭让牛村、庙湾、柳林民团各一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国民党军队多次围攻陕甘边苏区的失败，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震惊，蒋介石数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限期攻克薛家寨。9月下旬，国民党又纠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千余人，再次“围剿”苏区。当时，陕甘边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薛家寨兵力空虚，只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留守。由于兵力单薄，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的干部、工人都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正当危急时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率领游击队主力及时增援，猛烈反击，取得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利。但李妙斋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10月上旬，刘志丹、王世泰等20多名南下幸存的指战员，历经千难万险，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回来后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10月12日，陕甘边红军主力为避敌锋芒再次撤离照金，转入苏区外围作战。同月中旬，国民党调集数千之众，开始向照金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其进攻重点仍然是薛家寨。15日，在叛徒陈克敏的引导下，敌人乘夜从后山登上薛家寨。在敌众我寡、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留守人员不得不分路突围。16日，照金苏区陷落。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王满堂、肃反委员王万亮和不少革命群众被敌人杀害。薛家寨的失守，标志着照金苏区的丧失。

（四）

照金苏区陷落后，1933年11月3日至5日，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教训，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等重大问题。会议作出了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开辟南梁苏区等正确决策。11月8日，红二十六军在合水莲花寺正式恢复，并新成立了第四十二师。红四十二师成立后，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2万余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并多次打破敌人的“围剿”。

照金失守后，陕甘边区特委不够健全，边区党的工作实际由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1934年2月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重建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武装力量的增长，恢复特委机关工作非常必要。5月28日，陕甘边区特委恢复，张秀山任书记。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

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要求“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正式苏维埃政权”。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工作，具体拟定了工农兵代表名额的分配和选举办法，为大会起草了各项决议案以及各委员会和群众组织的条例和简章，同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根据中华苏维埃选举法，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刘志丹为军委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辖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和赤安、华池、庆北等县苏维埃政府。至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了陕甘边南区和12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进入了鼎盛时期。

在此期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于1935年1月派刘志丹等率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到达陕北根据地。陕北根据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1935年春，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陕甘边与陕北这两块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并肩作战的根据地都有了很大发展，分别建成大片的苏维埃区域，且日趋靠近，仅百里之隔。在此形势下，两块苏区出现了统一的趋势。2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组织。

5月4日，在秀延县玉家湾成立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从5月上旬至6月底，西北红军和游击队在人民群众支援下，连续作战，先后占领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今志丹）等县城，共歼灭国民党军及反动民团5000余人，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巩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或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最终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

与此同时，照金苏区也得以恢复。1934年夏，红军和游击队主力返回照金。9月，中共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照金苏区的革命形势又重新高涨起来，区、乡工农政权和党组织相继恢复，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而且，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苏区过程中形成的照金精神也永远流传下来。照金精神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质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它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以及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各具特色，至今仍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本文原载于2021年4月7日《学习时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