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一封情深意重的家信显得弥足珍贵。这里记述的，是一封70多年前没有发出的家书。写信人是曾任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的朱瑞，收信人则是他远在江苏宿迁老家的亲人。

1948年7月，朱瑞从前线回到哈尔滨，参加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讨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组织决定留他在后方工作，但他坚持要求上前线指挥作战。1948年9月8日，在奔赴辽沈战役前线的前夕，朱瑞给母亲和哥哥写了一封信，倾诉了他对亲人的无尽思念，对革命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和对炮兵事业的一腔热忱。

奔赴战场前，朱瑞写给母亲和哥哥的最后一封家书

母亲、哥哥：

我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从延安到东北来，同年十二月彩琴带淮北来东北。在东北两年多了，我们身体都好。彩琴又生一女儿，名字叫东北，很像淮北，快能走了，蛮健康。彩琴原先身体不好，生东北后保养得好，现在很壮很胖，请勿念。

我在延安就做炮兵工作了，因我在苏联学习的炮兵，我很喜欢这工作。到东北后，人民炮兵大大发展，我很高兴地做着，身体比过去更好了，工作精力更大，工作也还顺利。

东北发展很快，我想不久我们就要打进关，与华北会合，胜利（这次是真正的胜利了）于家乡见面，希望母亲、哥哥、嫂子及小侄等健康，均团圆见面才好！

苏北及山东打仗很多，听说家乡年成很坏，不知家中如何？

母亲健康否？哥嫂健康否？如有可能，请写个信来。因山东、苏北、东北已可通邮，写信是可以寄到的，只是慢点，不要紧。

农民翻身，国家才能强盛。我家有地出租，这就是地主，应做模范，把地自动让给农民，这才算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我想母亲及哥嫂都必定早都做到。我记得山东时母亲及哥哥都说过，我家都参加革命了，要地是没用处的。这是对的！

苏北及山东跑反，士杰及坤一、小玲都跑到东北了，后找到我们，现分配在哈尔滨（公安局）工作，他们都好，在东北坤一又生了儿子，名字叫七七（7月7日出生），一切都很好。还有其他朱家妹妹跑到东北，我等未找到他们，后来又都回山东及苏北了。我只接到陈爱华一封信，她写信告诉我，她回山东去了，我同她也未见过面。

听坤一说，大卓在跑反中失掉，现找到没有？

母亲是否仍在二姐家住？二姐家境情况如何，各亲友情况如何？均请赐知。

因为记挂母亲及哥嫂，去年六月曾派人到山东送信并附相片给家里，因山东打仗，都没送到。至今家中情况不了解，常觉不安，特别母亲年迈，是否健在，时刻不忘，务请哥哥据实详告。如仍健在，请多予侍奉，以期胜利后还能团圆，至盼！

至各子侄辈，仍希统统推动他们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或学习，才不致落到时代后边，甚至做对人民不利的事情。此事情请哥哥多负责领导他们。

祝阖家平安！

敦仲敬上

九月八日

1948年9月9日，朱瑞看望了到哈尔滨出席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山东枣庄煤矿一位姓张的工人代表，并托他将信捎给在家乡的母亲和哥哥。9月10日，朱瑞告别妻女，从哈尔滨急赴辽宁锦州前线，10月1日牺牲于义县战场。噩耗传到哈尔滨时，这位张代表尚未返回山东，遂将信件送还给朱瑞的妻子潘彩琴，它成为朱瑞未能发出的最后一封家书。此后，这封信一直珍藏在潘彩琴身边，直到1994年潘彩琴离世。朱瑞的这封家书和其他遗物由其亲属捐赠给哈尔滨烈士纪念馆，如今保存完好。

早年离家，至死未归，朱瑞始终记挂着家中的母亲

朱瑞，又名朱敦仲，1905年生，江苏宿迁县朱大兴庄（今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人。1925年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回国。1932年1月到中央苏区。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夏任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10月参加长征。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12月，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45年夏，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瑞率延安炮兵学校师生开赴东北，组织搜集日伪军遗弃的武器，积极发展炮兵部队。1946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1948年9月12日，朱瑞指挥炮兵部队投身到辽沈战役中。

朱瑞自从1925年留学苏联，直到1948年战死沙场，就一直没有回过家乡。1930年1月，朱瑞从苏联抵达上海后，在东亚酒楼住下，等待党组织派人前来接头，然而却始终无人登门。当时的上海，阴冷的天空下弥漫着血腥味，国民党反动派叫嚣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到处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朱瑞发报到德国柏林共产国际分部，但杳无音讯。朱瑞又到徐州向一位老同学探听消息，发现其吞吞吐吐，神色慌张。为防止意外，朱瑞当即乘火车连夜赶回上海。本来，徐州距离宿迁很近，朱瑞原想这次顺路能回家看看阔别5年的母亲，但在徐州的遭遇，使他压抑住了自己的思乡之情，继续一心一意寻找党组织。

3月，他在街上碰到了在苏联时见过的邓颖超。在邓颖超的帮助下，中央组织部派人把朱瑞接到了隐蔽的中央军委机关，并把他由苏联共产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朱瑞回忆说：“自莫斯科动身，到找到党，先后6个月。这中间是我最孤零苦闷的时候。在找到党以前，我就像失去母亲的孤儿。”

1935年10月，朱瑞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红军官兵饥寒交迫，10月的黄土高原，天气已经很冷了，战士们没有御寒的棉衣，没有果腹的食物。朱瑞辗转寄出一封写给哥哥朱珮的家信，详述困苦，盼哥哥接济。朱瑞的母亲已经10多年没见到小儿子了，知道小儿子来信了，放声哭了起来。听说小儿子在外头有困难，敦促大儿子快去看看。朱珮凑足了40块大洋，于1937年春天送到西安。通过杨虎城将军的秘书、中共党员、苏北同乡宋绮云引见，久别的兄弟俩异地重逢。两人从白天谈到夜晚，有说不完的话。朱瑞把这些钱一部分交了党费，一部分分给困苦中的同志。朱珮就要回宿迁了，朱瑞送了一程又一程。哥哥说：“别送了，你回去吧。”哥哥一步一回头，流着眼泪，渐行渐远。朱瑞突然向哥哥跑去：“哥，哥，你等等。”朱珮回过身来，兄弟俩抱头痛哭。朱瑞说：“哥，看形势，中日必有一战，战端一开，共产党责无旁贷。我不大可能回家了。家里的白发亲娘，还有大大小小的事都在你肩上了。我这里先给你磕个头，你带给娘……”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了与妻子潘彩琴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阔别18年的老母亲在大哥朱珮、侄女朱华的陪伴下，也冒险从老家宿迁一路颠簸赶到沂蒙山区相聚。此时此刻，朱瑞的心情既激动又复杂，因为他刚接到党中央指示，要他急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朱瑞不得不割舍和母亲、哥哥、侄女的第一次团圆，动身奔赴延安。

在朱瑞的心里，祖国母亲永远大于天。

跨越70余年时空，朱瑞这封红色家书永不褪色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朱瑞对家人充满骨肉亲情，从走出家门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很多年都没有回过家看望过一次。作为一名铁骨铮铮的军人，他肩负着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重任，必须服从党的安排，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他在信中，记挂着家人的健康，更殷切盼望着革命的胜利和家人的团圆。此外，他希望家人能够把土地还给农民，鼓励小辈们参加革命工作或学习，叮嘱他的家人能够和他一样参加革命，“不致落到时代后边，甚至做对人民不利的事情”。

然而，朱瑞的这封信最终并没有传递到母亲和哥哥的手中。1948年10月1日，辽宁义县县城在朱瑞率领的炮兵部队的强攻下，守敌1万余人被歼，义县顺利解放。当天下午，朱瑞在战场尚未打扫的情况下，深入战场一线，不幸触雷牺牲。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签发的唁电：“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中央军委还批准将东北解放军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朱瑞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牺牲的最高将领。在2009年公布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单中，朱瑞位列其中。

为国家舍小家，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人民解放事业，朱瑞一家失去了好几位亲人。他的结发妻子陈若克，上海人，曾任中共山东妇委主任。1941年冬天，在日军对沂水、沂南进行的“大扫荡”中不幸被俘。陈若克坚贞不屈，惨无人道的日军杀害了她和出生仅20天的孩子。朱瑞的侄女朱华也在鲁南反“扫荡”中牺牲于山东苍山（今山东省兰陵县）、费县一带，至今未找到忠骨。在朱瑞的感召下，他的家乡朱大兴庄先后有20多名青年参加了革命。

朱瑞在信中提到，“我只接到陈爱华一封信，她写信告诉我，她回山东去了，我同她也未见过面”。陈爱华是朱瑞的外甥女，1937年遵从二舅朱瑞的教导，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2001年6月，她从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革命烈士遗文大典》中看到了二舅朱瑞的这封信。她老泪纵横地回忆说：“二舅写的这封信我没有见到过，没想到事隔50多年后才知道他当时已收到我给他的信。二舅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我军军事将领，他的牺牲很可惜，活着的后人就要想着他，纪念他。”

1948年9月28日，中秋节。朱瑞在辽沈战役前线行军到辽源宿营。夜深人静时，他提笔给妻子潘彩琴写了最后的一封信。信中说：“此次去前方，中秋日同志一起欢度倒也愉快，特告请勿以我为念。”潘彩琴没想到，3天后朱瑞就牺牲在战场上。从那之后，她把对朱瑞的思念深深地珍藏在心灵的深处，替朱瑞照顾好年迈的母亲，对朱瑞的家里人都很好。1962年春，朱瑞母亲过世时，潘彩琴节衣缩食省出粮票和布票将其体面地安葬。

朱瑞的这封红色家书如今虽已陈旧，甚至有些泛黄，但是纸短情长，字见风范，看似和家人谈家常，却启人向上、催人奋进。透过这封永不褪色的红色家书，让人回味其背后鲜为人知的经典故事，感受其所承载的优良家风，汲取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精神力量。

（原载于2019年第7期《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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