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所有党员不过50余人。今天，中国共产党已有九千多万党员——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同时，也带着每个人的信念和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三封革命家书，从点滴字句中感悟革命先烈身上奔涌的救国救民的理想与奋争。

时间回到九十多年前。那时，百姓在痛苦中煎熬，新中国的影子还看不见，中国共产党还只是很弱很小的组织。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一群革命先行者，在黑暗中苦苦探索与追寻，毅然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

他们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要找到一条正确的救国救民的路。找到了，就投身进去，从此不回头。

“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

史砚芬，1903年3月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共青团宜兴县委书记，1928年调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

1928年5月5日，史砚芬在南京参加共青团中央大学支部会议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他被关押了四个月，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不松口、不低头。在阴暗的牢狱里，他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写下了《夜莺啼月》等文章，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表达对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向往。敌人对他束手无策，最后以“意图颠覆党国”为名判处死刑。

史砚芬家书

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史砚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坐在狱中昏黄的灯光下，尽全力在纸上写下了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弟弟妹妹：

我今与你们永诀了。

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我的不昧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照护你们和我的未死的同志，请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吧！

妹妹，你年长些，从此以后你是家长了，身兼父母兄长的重大责任。我本不应当把这重大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抛弃你们，但为着了大我不能不对你们忍心些，我相信你们在痛哭之余，必能谅察我的苦衷而原谅我。

……

这封信是在宣纸上写就的，竖书，24列。点划干净利落，走笔十分整齐，可知其时心情正如信中所说“很镇静”。信中，他强调自己能够为社会、国家、人类而死，是光荣且自豪的，希望弟妹们能够继承他的志愿，继续奋斗前进。字里行间映射出对信仰的忠诚，对理想的坚守，为革命不怕牺牲的顽强意志，同时，流露出对亲人的深深牵挂和柔情。

“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很多革命先烈在家书中的共同心声。在那个年代，找到共产党不容易。社会上各派思潮风起云涌，只有经过反复的比较、实践、思考，才能最后认定这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为了找到这样一条路，这些革命的先行者们努力读各种书籍，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长途跋涉，远离家乡，甚至远涉重洋。其辛苦甚至甚于西天取经——因为究竟在哪里才能取到真经，谁也不知道。

成为了共产党人，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生道路的问题。高官、厚禄、名利、生命……引诱或逼迫他们离开这条道路的因素时时都有可能出现。真正的革命者，永远忠于自己面向党旗的誓言。坚定的意志，坚定的信仰，使他们百炼成钢。

“大家都是为着抗日的”

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位普通的红军指战员于1937年4月30日写往江西老家的一封信：

父母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堂前，万福金安！进〔近〕来身体是〈否〉健康，饮食增加不？但现在是而复事，想必家中合家平安，同家安乐。但是，我离家已〔以〕后已有〈很〉久了。自从反攻以来，未曾与家通信，我想家中就〈像〉是忘了我一样。自我反攻，以〔已〕到达陕西栒邑县太峪镇驻房〔防〕，衣食住行是很平安，请你〈们〉在家不要挂念。

但是，自三原与家通信一次，也未曾〈知道〉家内接到了〈没有〉？现在也未见回音来，可不知家内怎么样？自我现在的国家，不过说，在外便为了国家的事情。我在外，大家都是为着抗日的，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为着自己的未〈来〉做事。

……

儿钟士灯启

阳历四月卅日

这封信写得镇静而乐观。作者和史砚芬一样，也是抱定牺牲的决心，但更多的是充满胜利的信心。长征时期，条件极其艰苦，写家书难，传递家书难，保存家书更难。经过长征幸存的红军到达陕北后，有了相对固定的驻地，便开始与家里通信，因此这时期的家书有些留下来了，钟士灯的家书就是其中的普通一封。然而，关于他的历史资料却只有这一封家书，只知道他是江西籍，而他最终是否回到家乡，还是在战火中牺牲，我们都不得而知。这封匆匆写给父母的信，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普通战士的真实生活。

钟士灯家书

找到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并不能因此获得任何个人利益，相反，得到的可能是颠沛流离、不被人理解、不断失败，是被捕牺牲，甚至连累亲人。一封封兼具时代印记与个人情感的家书，总是能以极细微而最真实鲜活的方式诠释出他们内心的价值排序。

“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左权，1905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左权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牺牲。在牺牲前几天，他给妻子刘志兰写下最后一封家书：

志兰：

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十几个字。

……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导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

信中的“太北”是左权的女儿左太北。这封家书写作的时间正值百团大战期间，尽管不得不面对险恶的战争环境——太行抗日根据地长期天不下雨，既缺粮也缺枪炮弹药，我们却能从中读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

写作家书时，本来左权只想简单写就“十几个字”以寄思念，但感情如潮水涌流，一挥笔即挥就五六百字。正是在这五六百字中，透露出他对刚刚投身革命的妻子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呵护。而当提到才出生几个月就离别的女儿时，这个沉默刚毅的军事指挥员一变而为慈父，字里行间凝结着柔情。

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品性，家书大概是最可靠的。因为对亲人可以说真话，也并不会想到日后会发表这信件。展开这三封家书，细辨字迹，让人感慨良多。三封信所用的纸，有带血的宣纸，有来之不易的信纸，有随手撕下来的笔记本纸页，皆默默地昭示着其人、其地、其时的特定背景。而写信者当时都是热血青年，都是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时刻准备牺牲的战士。他们一个成了名垂青史的烈士，一个成了壮烈牺牲的将军，一个没入历史的烟尘，代表着那些无数的无名英雄。

这三封家书写作的年代不同，却有一条红线一以贯之，就是牺牲个人，献身革命，为国家、为民族不计自己和家庭的得失。史砚芬信中说：“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钟士灯说：“在外便为了国家的事情”；左权说：“别时容易见时难”。我们还可由此上推一千年，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推两千年，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一脉相承的都是一种牺牲精神，都展示出一种从未被杂音湮没的信仰和追求。

光辉的人生道路，就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的道路，就是把自己的一生融入到和人民一起共同奋斗的事业中的道路。国歌唱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还有歌唱道：“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正是这一代代人前赴后继、不计牺牲，才铸就我们这个民族，铸就中华文明，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时代在前进，今天我们面临的课题也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但这样一条道路还在向前延伸，呼唤着后来的人们踏上征途。

（本文原载于2020年06月2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