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数十次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反动统治，特别是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龙州起义，在广西西部左江、右江和红水河流域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广西革命斗争走向高潮，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人民英雄韦拔群

邓小平说过：“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

1894年2月，韦拔群出生于东兰县一个壮族家庭。1914年，他前往武汉、上海、广州等地游历。1916年，带领100余人远赴贵州，参加护国战争。1919年，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次年离开黔军投奔孙中山，参加“改造广西同志会”。1921年9月，回到东兰的韦拔群成立“改造东兰同志会”。此后，着手组建公民会和农民自卫军。他写道：“今日处恶境，但相信，雾散天会晴。想起好前景，浑身劲，吞菜也甜心。”

1925年初，韦拔群参加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深入学习了马列主义和农民运动策略，回家乡后不久，他在东兰县武篆区北帝岩创办了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培育农运骨干的摇篮。他先后举办三届农讲所，为右江地区各县培养500余名骨干，这些“种子”回到一线后，迅速成为燎原之火。1930年秋，红7军主力远征后，韦拔群在右江地区坚持游击斗争。革命陷入低潮时，韦拔群先后把3个儿子取名为“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表示了坚定不移的革命决心。1932年10月，韦拔群遭叛徒杀害。国民党将他的头颅在东兰、百色、南宁、柳州、桂林等地示众，恐吓支持革命的群众。韦拔群一家24人，17人惨遭杀害。

毛泽东曾多次深切谈起：“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

百色龙州起义震南疆

1929年7月，邓小平受命赴广西，对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等开展统战工作，并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8月底，他化装成商人从上海出发。9月初，在香港听取了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的汇报，随后取道越南抵达南宁。他化名邓斌，公开身份广西省政府秘书。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共产党员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组建教导总队。此后，100多名共产党员进入教导总队工作、学习，两个月发展了300多名共产党员。随后，为推动对广西警备大队的改造，李明瑞同意张云逸为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从教导总队调来100多名共产党员作连排干部，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9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通电反蒋，邓小平等借口没有训练好，将警备第4、5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俞作柏、李明瑞不战而败后，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即刻准备兵变，把我党掌握的三支部队拉出南宁，转移至左右江。当时，邓小平正确分析左右江地区有党组织和近十年农民运动基础，指出：这给红7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革命军队与左右江农军相结合，是后来起义胜利的关键。邓小平、张云逸率部队进入右江后，豪绅与反动的警备第3大队图谋不轨。第4大队第1营和农民自卫军围歼第3大队，俘敌千余人，缴枪700余支，为起义扫清了障碍。

1929年11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广西前敌委员会成立，书记邓小平，统一领导左右江地区的斗争。月底，部队改造工作和建立苏区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广西前委决定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于百色举行起义，建立红7军，并将广西前委改为红7军前委。

据李天佑回忆，起义前一天晚上，“大家兴奋地一夜没睡，静坐着等待那庄严时刻的到来。”据莫文骅回忆，12月初，参谋长安排他秘密到街上做一面绣着黄色镰刀、锤头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字样的红旗。12月11日早上，这面旗升了起来，红7军正式成立，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辖3个纵队。同时在平马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红军指战员领到了新的灰色军服，军帽上缀着醒目的红五星。12日，平马镇举行了上万人的庆祝大会，各族军民扬眉吐气，尽情欢庆胜利。群众唱道：“右江成立苏维埃，平马成了红海洋。十月里来桂花香，小平云逸上右江。”

红7军在右江地区实行分兵游击，左江地区很快有15个县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1930年2月1日，根据邓小平传达中央关于龙州起义的指示和前委建立红8军的部署，广西警备第5大队宣布起义，成立红8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这天上午，龙州县城广场举行了万人大会，会后举行了群众游行。左江地区各县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力地策应了右江的革命斗争，并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邓小平与韦拔群等利用粤桂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在根据地进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军事和党政建设。以右江苏维埃政府通令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提出右江土地革命运动一套完整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原则，特别注意保护瑶族和高山汉族的利益，苏区各族劳苦民众扬眉吐气，革命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为表达对邓小平和红7军的敬意，各族群众唱道：“找龙脉葬祖坟，葬了百年还是穷。自从来了红七军，再不信鬼不信神。如今邓斌办共耕，他是穷人大金龙。”

壮族人民传说“灯花开，贵人来”。当时流传的壮族山歌《昨夜灯开花》这样唱道：“昨夜灯开花，红军到我家，妈端墨米酒，爹敬古丁茶。”人民群众端上自酿的墨米酒、自制的苦丁茶欢迎红军，生动形象再现了壮族人民对红军的敬意和爱戴。

左右江根据地影响深远

1930年3月，红8军大部到左江各县开展工作，余部遭桂系军阀重兵突袭后伤亡惨重，被迫撤出。军长俞作豫就义前写下“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豪迈诗句。红8军第1纵队历经半年时间，转战7000里，与红7军会师并编入红7军。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代表邓拔奇到右江，传达李立三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给红7军前委的信，要求红7军去攻打柳州、桂林等中心城市，配合全国武装总暴动。11月，红7军从河池县北上，历时9个多月，行程7000余里，战斗百余次，于1931年7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实现了与“朱毛红军”会合的愿望。从此，红7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转战南北。韦拔群奉命留下组建第21师，在东兰坚持斗争。桂系军阀先后3次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疯狂“围剿”。韦拔群遭叛徒杀害后，右江革命根据地暂时丧失。

革命根据地虽然丧失了，但它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苏维埃政权的种子播到了少数民族聚居的祖国南疆，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提供了新鲜经验。正如1930年3月2日中央给红7军前委的信中所指出的：“虽然出现在偏僻的广西……但他在全国政治上同样有极伟大的意义，他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在他的发展前途上有严重的作用与意义，他的发展很快可以影响到全国。” 当时的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百色起义，认为是“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对于“扩大全国兵变”具有重要意义。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其革命风暴遍及20余县，形成了广西革命的高潮，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广西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震撼了“西南半壁的反动统治”，并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经验。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树起了反帝斗争的光辉旗帜。1930年2月1日，《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提出，“扩大反帝运动：用群众革命力量，驱除帝国主义出华；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资本企业；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2月12日，龙州《工农兵报》发表《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郑重提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等4项严正声明。2月19日，红8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县城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大会发出通电，反对帝国主义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还没收了洋人的不法财产和窝藏在领事馆、天主教堂内的地主豪绅财产，驱逐了一些破坏左江革命的法国领事、武官、传教士等出境。当时的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在题为《赤色的龙州》社论中指出，“在数天内的政权，他已经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实践。5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壮族占85%左右，汉族占10%，瑶族占4%，苗、仡佬、毛南、彝等族占1%左右。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的一块较大的根据地，也是中国西南边疆唯一的革命根据地，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经验，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邓小平曾经说：“25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7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他将党中央的指示和广西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借鉴井冈山经验，突破“城市中心论”框框，将革命的主要力量由南宁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左右江地区，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谱写了中国革命光辉的篇章。

据不完全统计，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共产党员、近万名战士，不少人成长为开国将领，如大将张云逸，上将韦国清、李天佑，中将莫文骅、覃健、韦杰等，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各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是我们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