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炳炎是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一二0师、西北野战军的著名战将，屡建奇功。建国后，授上将军衔，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他负伤11次，劳瘁过甚，1960年7月病逝。

（一）

贺炳炎，幼名明言。1913年2月5日（农历壬子年腊月三十日）诞生在湖北省松滋县刘家场黑冲子口一户雇农家里。

父亲贺学文，原籍宜都九道河。因生计所迫，很小就给人帮工，种过地，当过屠夫，挖过煤。到壮年，还是孑身一人。后来，他到了江家湾，才给一位寡妇做了顶门女婿。妻子姓晏，乳名兰儿。他们结婚不久就迁到松滋县刘家场黑冲子口，佃了一间房住下。一年后，生了贺炳炎。

贺炳炎9岁时，母亲病死。他从小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一天，他和小伙伴掏了地主周武寿的几只鸽子，周武寿赶上贺家的门，大吵大闹，硬是逼着贺家赔了钱才算数。这件事气坏了贺炳炎。以后，只要有钱人的孩子欺侮他，他便拼死相斗；遇到穷家子弟受人欺侮，他总要挥拳相助，打抱不平。

1926年秋，贺龙率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从湘西进入松滋。在北伐军支持下，松滋县党部及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公开成立。贺学文参加了刘家场地区的农民协会。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后，松滋的革命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1928年秋，贺龙等在湘西创建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游击到松滋，打土豪惩团防，救济贫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号召穷人起来革命，对少年贺炳炎影响很大。从此，他便产生了参加部队反抗土豪劣绅的念头。因此，当1929年春贺龙率工农革命军再次游击松滋时，贺炳炎毅然参加红军。

这时，16岁的贺炳炎正在刘家场镇向元丰铁匠铺当学徒。贺炳炎跟父亲说要去当兵，父亲没有答应。其实，父亲是自己想参军。他暗地把炳炎托付给铁匠铺另一个学徒蓝良鉴，瞒着儿子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蓝良鉴往贺炳炎床上一摸，人不见了，急忙上街去找，知道的人告诉他：“小铁匠跟着队伍走了，背了个褙架子，长布衫子的下摆都撕了一大截！”父亲在队伍里听说炳炎也跑来了，找到他要他回家，他死活不肯走。父子俩便这样一道当了红军。

（二）

贺炳炎参军后，先是喂马。喂了几天，大家见他年纪小，个子矮，不想要他。贺炳炎嚎啕大哭，说什么也不肯走。正闹得不可开交，贺龙从这里经过，见他哭得伤心，就说：“好好好，把他拨到宣传部去提浆糊捅子吧。”以后，贺炳炎又给二营营长陈昌厚当勤务员。不久，调到总指挥部手枪队当战士，很快提升为班长。

1929年9月，贺炳炎经王尚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给贺龙当特务员。不到一个月，又调到总指挥部便衣队当班长。

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和革命战争的锻炼，贺炳炎认识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共产党员应起模范作用，懂得了为什么要打土豪劣绅，要打倒帝国主义，提高了阶级觉悟，打起仗来非常勇敢。他曾赤手空拳从敌人手中缴获枪支，也曾单枪匹马深入敌群捉来俘虏。那是在大小洪山地区，部队刚从洪湖拖出来，非常疲惫，可是敌人追击越来越紧。想停下来反攻吧，却摸不清敌人的情况。贺龙给了贺炳炎一个捉俘虏的任务，限他一天办到。第二天，贺炳炎果然押着个比他高出一个头的俘虏回来了。1930年12月，在松滋杨林市地区，红二军团遭敌十八个团的重兵围攻，虽经激烈战斗，终因敌我悬殊，难以取胜。总指挥部下令突围，向刘家场转移。贺炳炎等护卫邓中夏、贺龙等军团首长突围，但被强敌尾追，情况万分危急。这时，贺学文牵着一匹载着银元的驮马跑了过来。贺炳炎急中生智，一刀砍破马驮上装银元的口袋。银元哗哗坠地，撒满路面。敌人见钱眼花，顿时你抢我夺，挤成一团。贺炳炎等趁这个机会，护卫军团首长突出重围。

1932年春，贺炳炎从便衣队调到湘鄂西军校学习，先当班长，后任区队长。6月初，川军乘红三军主力开赴襄北之机，分三路进犯洪湖苏区。敌以第二十一军两个团的兵力进攻陈砣子口，直接威胁湘鄂西军委分会的安全。当时，这里只有省军委警卫团的少数地方武装。军校学员奉命参战，但是枪支很少。贺炳炎把自己的枪让给别人，拿起一把菜刀冲入敌群，左砍右杀，夺来枪支，和战友们一起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件事轰动全校，贺炳炎因此受到校部表扬。军校结业后，贺炳炎调任骑兵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不久，又调军部手枪大队，先后任区队长、大队长。

6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对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何成濬、徐源泉率左路军十万余众进攻洪湖苏区。苏区军民全力投入反“围剿”斗争。为牵动敌人并取得粮食，红三军七、八两师于8月13日向沙市、草市进攻。八师首先袭入草市，主力进入镇内，以一部向西警戒，与荆州守敌对峙。军部直接指挥七师进攻沙市，却因敌人工事坚固，负隅顽抗，我军急攻不克。午后，敌援兵赶到。隐蔽在草市镇内的敌人乘势出击，将八师包围，情势万分危急。贺炳炎闻讯，焦急万分，因为此时沙市战斗正紧，七师不能抽兵策应。于是他当机立断，一面派人向军部报告，一面主动率手枪大队驰援草市。经半天激战，从正面冲入敌人包围圈，打开一条通路，将八师接出重围。贺炳炎因此受到军部嘉奖，手枪大队也荣获“模范大队”称号。之后，贺炳炎又调任骑兵大队大队长。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洪湖苏区反“围剿”斗争节节失利。8月下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主力转移外线，开辟新根据地。转移前夕，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命令贺炳炎和少共湘鄂西省委书记宋盘铭带三个县的游击队到襄北打游击，继续拉队伍，精干的编成独立团，其余的编成游击队，等敌人“围剿”结束，再相机回洪湖；同时，负责将洪湖地区的三四千名干部、群众护送到襄北安置。贺炳炎被任命为襄北独立团团长，宋盘铭任政委。

接受任务的当夜，贺炳炎就和宋盘铭带领三个县的游击队共二百余人离开新沟咀，直奔襄河边的马良渡口。经过两天一夜急行军，到达马良与各路群众队伍会合。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队伍迅速渡过襄河，随后摆脱敌人追击，向襄北大洪山地区进发。沿途干部、群众纷纷自动加入这支队伍，人数越来越多。为避免和敌人主力接触，队伍走小路，宿松林，多次突破敌军拦截。到达大洪山地区后，队伍正式编成襄北独立团，人枪达千余。

独立团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主动打击敌人，有时袭击敌小据点，有时伏击敌行军队伍。这时，围攻洪湖苏区的敌人也纷纷渡襄河向北，追赶红三军。贺炳炎和宋盘铭决定袭击这些敌人，拖住他们的后腿，以减轻主力部队的压力。独立团进行多次战斗，仅客店坡一仗，就全歼敌八十五师锱重营，毙伤敌七百余人，缴获大量子弹、粮食、衣服、西药、骡马。经过这些战斗，不仅牵制了敌人，独立团本身的装备也得到改善，战斗力大大提高。

在大部分敌军跟踪红三军主力西去以后，贺炳炎和宋盘铭率独立团回到洪湖苏区。由于敌军的连续“清剿”，苏区党组织和红色政权被破坏，没有撤走的共产党员被杀害，无数村庄被烧成废墟，粮食、牲畜被抢走。独立团没有立足之地，四处遭敌围追堵截。从新沟咀到浩子口，从浩子口到沙岗，独立团来往转战，一日数仗，吃饭睡觉都没有时间，部队拖得精疲力尽，只得重新退出洪湖，再渡襄河北上。

回到襄北以后，独立团在东起应城、京山、天门，西至荆门、当阳的广大地区打击敌人，建设地方武装。贺龙等军首长对单独在襄北活动的贺炳炎和他率领的独立团极为关切，红三军出发西征时，即派侦察队东返寻找。10月，侦察队找到独立团，传达军首长命令：留独立团一部及地方游击队坚持襄北斗争，其大部迅速西进，赶上主力。贺炳炎即率独立团主力一千七百余人离开襄北，边走边打，历时一个多月，行军一千多里，在鄂豫边与红三军主力会合。

（三）

和主力会合以后，贺炳炎调任红八师二十二团团长，担任全军后卫。11月初，红三军从随县以北翻越桐柏山，进入豫西南。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连续作战，于12月底到达湘鄂边。

红三军到湘鄂边不久，贺学文在鹤峰牺牲，贺炳炎亲手掩埋了父亲的尸体。

1933年1月下旬，二十二团在湖南桑植泥糊塔与敌新三十四师周燮卿旅激战中，贺炳炎负伤，转往军部休养。养伤期间，他还担任军部特务班班长。伤愈后，又调任红九师二十五团团长。

这已是贺炳炎第八次负伤了。因为他打仗非常勇敢，枪一响就往前冲，所以经常受伤。他的老战友谭友林回忆道：“打起仗来，他总是冲在最前，退在最后，因此，负伤次数也最多，差不多每年总有一两次。但是，他满不在乎，裹着绷带照样打冲锋。他负了伤，好得也快。人们说他的血好；他说敌人的子弹没劲，‘打到身上，软不塌塌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老上级贺龙后来在谈到他时，曾说：“是不是好干部，你要在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去看他。好的，一定坚决，一定不悲观动摇。贺炳炎这个家伙就越打越硬，尽管环境极端困难，他也拿得出劲来！”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赤胆忠心、英勇善战的革命虎将，不久却被诬为“改组派”，被捆了起来。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军委分会主席夏曦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政策，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继在洪湖苏区两次抓捕“改组派”后，又在湘鄂边进行第三、第四次“肃反”。1933年5月，贺炳炎已调任红七师十九团团长。当他率部转战到鹤峰的时候，他被捕了。“罪证”是某个被逼供承认的“改组派”分子“供认”和他一起下馆子吃过饭。前一天早晨，贺炳炎就预感到将被逮捕。他带着几个特务员爬上宿营地旁边的山头，呆了一整天，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他曾想，“谁若来捕我，打死他几个就是，然后再跑掉”，“但是又想到，若跑掉了，只有当土匪，或者回家，这都是没有出路的。天快黑了，才考虑好，想到自己是在红军中跟贺龙长大的，还是坚决（留）下来，跟贺龙干好了。不捕便好，若真的捕了去，就请死好了。”

被捕后，受到严刑拷打，但贺炳炎毫不屈服。他曾当众质问夏曦：“夏主席，你说我哪点是改组派？”贺炳炎身村瘦小，却膂力过人。平常摔跤，很少有人能胜过他。看守怕他脱逃，行军时用几根绳子分别捆住他的臂膀，套住他的颈子，前面一个人牵，后面一个人拉。后来还给他上反铐，戴重镣，把沉重的米袋、大捆的草鞋压在他肩上。但他仍不服管束。就这样捆了二十九天，被贺龙发现了。贺龙气愤地质问：“为什么要捆贺炳炎？别人说他是反革命，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打起敌人来会那样不要命吗？！他十四五岁跑来投红军，是我把他拣回来的，是我亲眼看他长大成人的，别人我不了解，他的历史我清楚！为什么不来问问我呢？难道对我也不相信吗？”这样，夏曦才同意把贺炳炎放出来。

贺炳炎虽被释放，却不被信任。但他仍衔冤受命，忍辱负重，为的是用行动表白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刚一释放，贺炳炎就被派到新兵大队当大队长。新兵大队又叫特科大队，是一支刚被收编的“神兵”（迷信帮会的兵丁）。士兵们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都相信念佛之后刀枪不入，但他们作战相当勇敢，而且绝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出身。贺炳炎因势利导，耐心教育，启发他们的阶段觉悟，使这个大队很快成为一支勇于战斗的部队。在贺炳炎领导下，新兵大队打了很多胜仗，扩充了一千多人，后来都分编到各部队。新兵大队分编以后，贺炳炎又奉命到黑洞镇扩展游击队，很快发展成一个大队，贺炳炎任大任长。因为这个大队英勇善战，能打硬仗，人们都称它“铁壳大队”。后来这个大队改编成湘鄂川黔独立团，不久编入红三军主力。

1934年6月，红三军到达黔东。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派出一批干部去做地方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织发动，各地苏维埃政权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黔东苏区初步形成。黔东苏区的开辟，结束了红三军长期的游击状态和流动生活，成为红三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以来从挫折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在开辟黔东苏区的斗争中，贺炳炎奉命率干部大队一个班到沿河县，以上坝为中心开展群众工作，组建地方武装。这个班的人员大都在“肃反”中被诬指为“改组派”，这时刚刚恢复自由，恢复干部的光荣称号，工作情绪很高。沿河县位于乌江两岸，地处偏僻贫瘠的大山区。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残酷压榨下，这里的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贺炳炎和同志们一道，一方面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工作，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一方面将打土豪所得的财物分给穷人，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同时，以积极的战斗行动，消灭国民党地方保卫团，打开恶霸地主的山寨，镇压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红色政权建立起来了，部队迅速发展，正式组建成沿河县独立团，由贺炳炎任团长，熊仲清任团政委。

黔东苏区创建后，贵州军阀王家烈先后调集李成岗旅三个团、廖怀中师一部及其他部队，加上地方团防武装，连续对苏区发起围攻。8月中旬到9月初，沿河独立团曾在红九师配合下，两度击退进入淇滩的黔军，歼敌两个营。第二次打淇滩时，贺炳炎与三名战士带一支步枪，一次就俘虏三十多名全副武装的敌人。9月，湘敌周燮卿旅、川敌达凤岗旅又分别从东西两侧逼进，妄图配合黔敌将红三军彻底消灭。在贺龙亲自指挥下，红三军采取外线作战和“避实就虚”战术，把敌人引出苏区，于9月底在木黄地区歼灭大量敌人，缴获大批物资。贺炳炎率沿河独立团参加木黄战斗后，与红九师一道，乘胜向沿河守敌杨畅时部发起进攻。红军出敌不意进袭沿河县城，敌仓惶败逃。红军追至黑水地区将敌围歼，缴枪三百余支。同时，红军另一部在苏家铺击溃湘军一个团。川军慑于红军威势，一直死守防地，按兵不动。至此，川湘黔三省军阀联合进攻黔东苏区的计划归于失败。此后，沿河、黔东、川黔边、印江、德江等五个独立团和黔东纵队整编成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任师长，熊仲清任政治委员。

10月，从湘赣边区突围长征的红六军团到达黔东。贺炳炎奉命率黔东独立师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队兼程疾进，接应红六军团，首先与六军团参谋长李达所率前卫部队会合。24，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主力于木黄、石梁一带会师。此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称号，部队进行整编，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黔东独立师编成二军团六师十八团和另一个独立团，贺炳炎调任十八团团长。

这时，中央红军已从江西突围，向西转移，正与敌军苦战于湘粤桂边境。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决定进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

就在湘西永顺十万坪战役前夕，贺炳炎突然被调到总指挥部任管理科长兼作战参谋。这次职务变动，实际上仍然是“左”倾错误的影响。贺炳炎虽蒙受委屈，工作仍兢兢业业。这时正处于粉碎敌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六路“围剿”的紧张阶段，贺炳炎除负责将打土豪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和转运全军的伤病员外，打仗时哪里情况紧急，就到哪里临时指挥作战。因此，战友们戏称他“补缺官”。在大庸高梁坪战斗中，敌人打到总指挥部，贺炳炎主动带领警卫员、炊事员、管理员、饲养员、运输员一起上阵，打垮了敌人，而自己腰部却负了重伤。

1935年3月，红二、六军团计划在后坪设伏，歼敌李觉纵队于澧水河畔。但是，敌军先我占领了制高点。红军为夺回高地，竟日反攻均未得手。就在敌军再次反扑的时候，贺炳炎奉命上阵。他一个人冲上山头，占领有利地点，随后迅速收集两挺机枪和一大堆手榴弹，向敌人猛烈开火——远的用机枪射击，近的用手榴弹轰炸，自己受伤也不退缩，终于阻止敌人，使主力得以重新整顿，组织反攻。这一仗红军虽最后被迫撤出，但仍获得歼敌近千名的战果。

6月，红二、六军团以一部兵力围困宣恩县城，集中主力于忠堡地区围攻来援之敌第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部。敌困兽犹斗，疯狂反扑，战斗十分激烈。经三天三夜苦战，红十八团伤亡很大，团长高利国负伤，全团营以上干部只剩第一营营长曾庆云和总支书记余秋里。就在这时，贺炳炎被调回十八团接任团长。他直奔火线，首先向余秋里传达提升他为团政治委员的口头命令，随即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整顿部队。十八团受命担任南面警戒，同时负责阻击来凤方面援敌。次日，来凤援敌到达。贺炳炎指挥部队预先埋伏于两侧山岭，待敌进入山沟，两边一齐开火，将敌一个营全部歼灭。这时，红军另一部正从西北面猛攻。敌人听到南面响枪，以为援兵已到，纷纷向南突围。十八团乘势突入敌阵，将敌分割包围，展开肉博。这次战斗，生俘敌纵队司令张振汉，全歼敌四十一师师部、一二一旅及特务营，并重创敌其余六个团。

忠堡战斗结束后，红六师奉命围取龙山县城。贺炳炎率十八团据城北，经一个多星期，将外围扫清，进逼城下。后来，因敌调来新的部队增援，红六师乃奉命撤离龙山，连夜赶到沙道沟。在这里得悉新从江西调鄂西的敌八十五师谢彬部正由北向南朝板栗园开进，总指挥部决定迎上去消灭这股敌人。8月2日夜，红二军团隐蔽到达板栗园附近，并选定战场于板栗园东侧利福田谷地。这块谷地南侧陡峭难攀，北侧茂林覆盖。红四师、红六师隐蔽在北侧丛林，十八团、十二团埋伏在两端隘口，作为堵塞两头的“瓶塞子”。贺龙总指挥命令：“以十八团的枪响为号，一齐出动！”

贺炳炎率十八团两千余人进入阵地，迅速筑起一道简单的工事。他把打仗最猛的三营放在正面，一、二营放在两侧，团指挥所和警卫连设在三营后面。上午11时许，敌全部进入伏击圈。贺炳炎一声令下，霎时号声、枪声响成一片。敌军先是一阵慌乱，随即镇定下来，拼命抵抗，战斗非常激烈。由于工事简单，地形不利，加上敌火力太猛，十八团伤亡很大，两位营长牺牲，连排干部伤亡更多。其他部队伤亡也很大，建制全部打乱。这时，总指挥部命令贺炳炎代理前沿指挥。贺炳炎立即令十八团向敌群冲击，其他各团占领四面阵地，防敌突围。

经过一阵激烈拼杀，敌军大部就歼，但敌师长谢彬仍带着警卫营凭据一个土围子拼命抵抗。当贺炳炎正要带部队向土围子猛冲时，三营长曾庆云一把将他拖住，大声喊道：“这个围子你不能去！”话音未落，曾庆云已带着三营冲了上去。贺炳炎立即组织重机枪掩护。三营迅速冲到围墙跟前，一举拿下土围子，击毙敌师长谢彬。这次战斗，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全部及一个特务营大部，缴获甚巨，仅弹药就有六百多箱，银元达六万多元。

板栗园战斗，是红军在敌纵深以伏击手段速战速决歼灭敌军的典型战例。这次战斗后五天，即8月8日，二、六军团又在龙山芭蕉坨击溃敌陶广部十个团。至此，湘鄂川黔根据地军民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剿”。

（四）

1935年8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乘虚进入石（门）、临（澧）、津（市）、澧（县）、松（滋）地区，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域。就在根据地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时候，蒋介石纠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这时，中央红军已长征到川西北。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转移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保存力量，遂于11月下旬突围，进行战略转移。突围前夕，部队进行整编，新编红五师、红十六师分属二、六军团建制。红五师由鄂川边、龙桑、龙山三个独立团组成，由贺炳炎任师长，谭友林任政治委员。

为了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红二、六军团首先挺进湘中，随后突然改变方向，向贵州疾进。12月22日凌晨，在武冈与绥宁之间的瓦屋塘突然与敌陶广纵队两个师遭遇。瓦屋塘是红军入黔必经之地，总指挥部决定迅速将敌击溃，打开通道。二军团四师首先投入战斗，十二团从正面主攻，十团从右翼佯攻。六军团绕道金屋塘，拟从后面攻击，不料在这里被敌另一个师截住。敌炮火十分猛烈，我正面部队进展困难。这时，贺龙总指挥与任弼时政委商量决定，调五师从左翼加入战斗。贺炳炎接到命令，立即率部赶赴前沿，迅速指挥部队向敌发起全线冲锋。他不顾警卫员劝阻，右手提着一支花机关冲锋枪，与战士一道，边跑边喊：“冲啊，把敌人压下去！”就在这时，一颗迫击炮弹落在他的身旁。“快卧倒！”警卫员大喊一声，推了他一把，可还没来得及把炮弹踢开，炮弹爆炸了。贺炳炎倒下了，炮弹炸断了他的右臂。由于五师投入战斗，六军团又很快上来，阻敌被迅速击溃。

贺炳炎被抬到总指挥部卫生部，卫生部长贺彪一看，伤口骨粉肉泥，血流不止，右臂只剩一点皮连着，若不立即截肢抢救，就有生命危险。可是部队马上要撤，怎么办？贺彪立即派人报告贺龙、关向应。贺、关闻讯即至，在听完贺彪汇报以后，决定推迟转移，马上手术。这时，手术锯已分散各处，来不及收取。贺彪只得用修械所的钢锯给贺炳炎截骨，然后用钢锉将截面锉平。因为麻醉药少，贺彪把一块毛巾塞在贺炳炎口里，让他咬着忍痛。手术完毕时，那块毛巾已经被贺炳炎咬得稀烂。手术刚一结束，部队即开始转移。一到宿营地，贺龙就来看望贺炳炎。贺炳炎眼里含着泪水，对贺龙说：“贺老总，我……我还能打仗吗？”“为什么不能打仗！？你还有一只手嘛！照样可以骑马，可以打枪，可以打仗嘛！”贺龙用手抚摸着贺炳炎的头，擦去他脸颊上的泪水，亲切地安慰他。然后，要来两块他手术时锯下的碎骨，用红绸包好，装进衣服的口袋。后来，贺龙曾多次打开绸布包，告诉人们：“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啊！”

由于没有镇痛的药物，贺炳炎伤口的剧烈疼痛实在无法忍受。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只好用吗啡止痛，有时一天要用十几次。一天，贺龙担心地对医生说：“用这么多吗啡，日后人还有用啊？”躺在隔壁的贺炳炎听到后，一把抓过吗啡药瓶，“砰”的一声摔得粉碎。自此，拒不再用。伤口疼痛起来，他紧咬牙关强忍。实在受不了了，便含块布巾咬住。就这样，他还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以后，飞跨鸭池河，转战乌蒙山，于1936年4月下旬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月底，翻过云南西北的玉龙雪山，分两路北上。7月初，到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这里，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奉命编为红二方面军。贺炳炎调任红六师师长。

在红二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贺炳炎听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揭露张国焘另立党中央、分裂红军罪行的报告。一散会，他就奉命将张国焘发来的反党小册子全部退回指挥部。后来，张国焘又分派三名政治干部到二军团四、五、六师，准备接替这几个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贺炳炎早有警觉，明令那个到六师的干部：只准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散布反中央、反毛主席的言论。

部队从甘孜出发，继续北上，进入雪山草地。行军序列：四方面军在前，二方面军在后，贺炳炎率红六师担任全军后卫。雪山草地的恶劣气候和艰险道路，已经给红军造成难以想象的困难，再加上粮食奇缺，几乎使红军陷于绝境。作为全军后卫的红六师，肩负着比其他部队更重的担子。他们不但要对敌作战，保证全军行进安全，还要收容二、四方面军掉队的同志。贺炳炎经常到走在最后面的十六团和这个团的后卫连，帮助解决粮食问题，与团、连干部研究收容工作，叮嘱他们要特别照顾好四方面军掉队的同志，不让一个战友再掉队。一次，贺炳炎在去十六团的路上突然遇到暴风雪，连人带马摔下山，晕了过去。醒来后，他摸到一个村子里，第一件事就是派人上山找十六团的同志。这时，贺炳炎右臂截肢后尚未痊愈，他却常常将自己的马让给其他伤病员骑。有时一次遇到几个伤病员不能行走，他就用左手将一个伤员扶上马送到前面后，又转回来驮另一个。爬山时，他让重伤员骑在马上，叫轻伤员扶着马身，拉着马尾，自己牵着缰绳，一趟一趟往上转。因为很少骑马行军，贺炳炎的鞋子跟战士们一样，烂得很快。于是，他学着用一只手打草鞋，另一只手的活，完全用嘴代替。后来，他的门牙上，竟因打草鞋咬绳索磨出一个深深的槽痕。

部队进入雪山草地前，只筹到很少的粮食，途中又得不到补给，只有靠野菜充饥。而且，大部队走过后，后卫部队连野菜也很难找到了。就在快到阿坝的那天上午，后卫连走到一座小山前，怎么也爬不上去了。他们已经好几天没见过一粒粮食，最近两天，连野菜、草根也没吃上，这天早上行军前，每人只喝了几碗开水。大家刚坐下来休息，面黄肌瘦、精疲力竭的贺炳炎带着骑兵班赶来。连长张先云说：“师长，你们先走吧，我们休息一会儿就跟上来。”贺炳炎说：“我知道，你们的肚子已休息五六天了，昨天晚上连野菜也没吃上，是吧！”说着，解下干粮袋，把里面仅有的一点炒面倒出来。看到师长的行动，骑兵班的同志们也倒出了自己剩下的干粮。贺炳炎叫宣传科长郑玉宝把干粮集中起来，分给后卫连。可后卫连的同志谁也不肯要，因为他们知道，出发前，师长和他们分的粮食一样多，这点炒面是他省下来的。直到贺炳炎生气地说：“这是命令，不吃不行！”大家才流着热泪，慢慢地拿出碗来。随后，贺炳炎又和骑兵班的同志一起，用自己的马把后卫连送上了山顶。

过了噶曲河，日子更加艰难了。这时，不仅身上再也找不到一点能吃的东西，就是沿途能吃的野草、草根也找不到了。红军只得找些不知名的野菜吃。但有些野菜是有毒的，为了避免中毒，贺炳炎一到宿营地，就和师政委廖汉生一起，漫山遍野找野菜，找到后自己先尝，证明没有毒，再向全师推广。他们还组织各级干部动手找野菜，动口尝百草，摸索鉴别毒草的方法。这些野菜又苦又涩，有的同志吃不下去，贺炳炎就送到他们嘴边，恳切地劝说：“我只有一只手，也要吃野菜，活着去见毛主席，到党中央报到。同志，你有两只手，更要活下去呀！”被劝的同志总是流着眼泪，把野菜吞下去。

就在走出草地的前两天，六师的战士们突然发现前面有座喇嘛庙。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没法提啦，因为那里面有粮食啊！走到庙前，只见他们的师长贺炳炎和军团副政委关向应站在门口。 贺炳炎那没有臂膀的右肩头斜挂着马缰，他不停地挥着左手，一遍又一遍地对大家说，前边有野菜，这喇嘛庙里的粮食要留给后面掉队的同志，因为那里头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同志。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会师后，贺炳炎率部活动于陕甘边一带，参加了山城堡战斗。

（五）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红二方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师，红六师改编为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贺炳炎任团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1937年9月，一二○师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贺炳炎因左臂还有一颗子弹没有取出，伤着神经，被送到西安广仁医院治疗。伤愈后，他由西安经潼关、洛阳到郑州，又经石家庄转车到五寨，找到了七一六团。

这时，忻口战役正在进行。日军每天从大同经雁门关不断向前线运送弹药。为了切断敌人这条重要运输线，一二○师师长贺龙令贺炳炎、 廖汉生率七一六团到雁门关一带发动群众，寻机打击敌人。雁门关地区的群众为逃避日军，几乎跑光了。七一六团到达这里以后，立即组织工作队，四处寻找群众，同时派出部队帮助群众秋收。不到两天，逃到各地的群众陆续回来，和部队相处得水乳交融。10月16日，群众送来情报：大同日军集结三百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有经雁门关南开忻口模样。贺炳炎等决定伏击这股敌人，并将战场选在黑石头沟。18日凌晨，七一六团进入阵地隐蔽。上午10时左右，敌汽车队临近伏击圈。就在这里，突然得到情报：南面阳明堡又开来日军汽车一百多辆！贺炳炎、廖汉生果断决定：一起吃掉！待南路敌车队进入狭窄的黑石头沟时，贺炳炎一声令下：“打！”霎时，两边山上步枪和轻重机枪一齐吼叫，八路军指战员似神兵天降，扑向山沟。这时，从大同向南运行的日军也赶到黑石头沟，战斗愈加激烈。经过三小时白刃格斗，七一六团共毙伤敌五百余名，毁敌汽车数十辆，随后占领雁门关。这次战斗切断了日军的运输线，有力地配合了忻口战役的正面防御。贺炳炎因此受到国民政府传令嘉奖。

忻口战役结束后，贺炳炎率部回五寨休息。不久，他被选送到瓦窑堡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三个月后，返回晋西北。这时，一二○师已开赴冀中。他带着七八十名干部和一个骑兵排，在冀中武强县找到了师部。

一二○师到达冀中的时候，正值日军对冀中区进行第三次围攻。为粉碎敌人围攻，帮助冀中区三纵队坚持游击战争与扩大本身力量，一二○师抽调七一六团三个连和师干部大队一部共304人，组成一二○师游击第三支队，以贺炳炎为支队长，余秋里为政治委员，常德善为副支队长，开赴大清河北岸霸县、固安、新城一带，配合冀中第五军分区部队行动。

1939年2月初，三支队在余秋里等率领下，北渡大清河，到达新城县板家窝，与五分区部队取得联络。这时，日军开始了第四次围攻。2月4日，三支队于板家窝与进攻之敌激战获胜。不久，贺炳炎到职。随后，贺炳炎即率三支队在板家窝地区宣传组织群众，并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说服两支自发武装，分别改编为新、固、霸和新城县游击大队，统归三支队建制。3月初，冀中独立二支队长柴恩波叛乱。贺炳炎闻讯后，一面派人向分区报告，一面派人寻找被柴恩波扣押后冲出来的干部下落，同时率部连夜南渡大清河，直逼史各庄，和兄弟部队一道，迅速平息叛乱。3月18日，日军开始第五次围攻。26日，三支队在葛家庄歼敌六十余，配合师主力反“围攻”行动。接着，与冀中三纵队第六支队共同行动，于4月2日在堼上村歼敌八十余。5月底，奉命转至蠡县以东潴龙河两岸地区，与六支队合编为一二○师独立第三支队，贺炳炎任司令员，余秋里任政治委员，常德善、江东升任副司令员。

整编后，由常德善率两个连返回大清河北组建一二○师第六支队，贺炳炎、余秋里率支队主力活动于潴龙河、滹沱河之间地区，坚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打击出扰之敌，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帮助蠡县、肃宁等地的党和政府发动组织群众，发展民兵武装，并在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扩充一千五百多名新兵，全支队达到2588人。在这期间，三支队先后进行莲子口、魏庄、东固贤、赵段庄、师素村、北高晃、马家营等七次战斗，歼敌四百余名。三支队在冀中打出了威风，老百姓纷纷赞扬：“那支三个人戴两双手套的部队（因余秋里在红军长征的战斗中失去左臂，经常与贺炳炎合戴一双手套）会打胜仗！”一二○师师长贺龙也给予贺炳炎、余秋里和他们率领的三支队很高的评价。他说：“贺炳炎、余秋里两个人都只有一支胳膊，刚来冀中时没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一个队伍来了。这个队伍打得很硬嘛！敌人一听‘一把手’的队伍来了，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

8月，一二○师主力奉命开赴晋察冀边区整训。为了不过分减少冀中的兵力，师部将独立第二、三、四、五、六支队留在冀中，由贺炳炎统一指挥，在冀中军区领导下，继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并进行扩兵工作。1939年冬到1940年春，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贺炳炎统率上述五个支队，以连续不断的战斗行动，从冀中打到冀南，再打到冀鲁豫，配合友军消灭了石友三、张荫梧的汉奸部队，而后返回冀中，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巩固了根据地。1940年4月，贺炳炎奉命率部返回晋察冀边区休整。月底，三支队到达陈庄地区后，六支队归还建制。这时，三支队已达三个团四千余人。三支队在晋察冀稍事休整，即返晋西北。随后，贺炳炎又率三支队参加晋西北夏季反“扫荡”和“百团大战”。战斗结束，三支队缩编为三五八旅第八团，贺炳炎升任三五八旅副旅长兼晋绥三军分区副司令员。

1941年春，贺炳炎带职赴延安军事学院学习。1942年5月，军事学院并入中央党校，他又转入中央党校学习。贺炳炎少时未曾上学，又在战斗中失去右臂，学习中遇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知难而进，毫不气馁。他顽强地用左手练习写字，象刚刚发蒙的小学生一样，请别人写一篇字，蒙在白纸下面，一笔一笔地描，经常练得满头大汗。上课无法记笔记，他就用心反复默记。由于他刻苦努力，思想、文化水平提高很快，到毕业时，已经能够阅读报刊杂志了。这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贺炳炎自己省吃俭用，却经常把津贴费送给更困难的同志。在大生产运动中，同志们不让他下田干活，他就给同志们烧水送饭，一刻也不肯闲着。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贺炳炎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后来，贺炳炎曾说：“这次学习时间之长与收获之大，对我来说是空前的。在军事上总结了过去十来年的感性知识，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有所提高，由过去的很少知识进而在游击战、运动战的几个主要原则上有所体会。更主要的是在党的政策路线上结合党的发展历史进行反复的、民主的讨论研究，……对党内斗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弄清了过去李立三、王明等各种机会主义的错误性质以及错误的原因，也真正认识了毛主席之所以正确伟大。……从而也解除了由于夏曦的错误的肃反路线给我背起的包袱……”

1944年秋，中共中央决定：由八路军三五九旅抽一部主力部队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亦称南下支队）远征华南，与东江纵队会合，发展南方抗日根据地；同时，由中央组织部选调一批干部随队南下，到鄂豫皖工作。从三五八旅抽调的一百多名干部组成第五大队，由贺炳炎、廖汉生分任大队长和政治委员。11月9日，南下支队离别延安，开始南征。随后两渡黄河，三跨铁路封锁线，涉过寒流彻骨的四道大河，经过敌顽结合的漫长地带，历时78天，于1945年1月到达鄂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到这里以后，贺炳炎和他率领的五大队留下就地工作，其余继续南下，向广东挺进。开始，贺炳炎任襄南军分区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他们和五师的战友一道，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依靠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敌、伪、顽四面包围之中，扩大了武装，扩大了根据地。8月日军投降以后，江汉军区建立，贺炳炎任军区司令员。

（六）

1946年6月，贺炳炎奉命由江汉返回晋绥。这时，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全国解放战争开始。贺炳炎被任命为晋北野战军副司令员。11月，又调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五旅旅长。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龟缩在同蒲路沿线的几座县城。为了大量消灭敌人，巩固解放区，野战军不得不实行攻坚。但是，当时野战军特别是新组建的晋北野战军不仅缺乏攻坚经验，而且没有攻坚的重武器。贺炳炎等组织干部战士研究试验，很快制成爆炸杆、爆破筒等爆破武器，创造出迫击炮抛射炸药、坑道爆破等爆破方法，在短期内连克朔县、宁武、崞县、原平数城。这些武器和方法，在以后的西北战场攻坚战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1947年5月，在晋中汾孝战役全歼敌艾子骞部后，贺炳炎转到西北战场，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不久改任司令员。从此，他便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和廖汉生等其他纵队首长一道，率领一纵驰骋西北战场，参加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及解放大西北的一系列战斗。

贺炳炎到达西北的时候，正值西北野战军继青化砭、羊马河两战两捷之后，胜利地进行攻克蟠龙的战役。蟠龙战役一结束，贺炳炎就率领一纵挥师陇东，首克蒋台，歼敌宁（夏）马军（马鸿逵）一部，继而与兄弟部队一起，收复曲子、环县，随后乘胜北上，收复三边（定边、靖边、安边）及盐池地区。8月上旬，参加第一次进攻榆林战斗。下旬，配合野战军其他主力，一举歼灭敌整编三十六师于米脂沙家店，开始内线反攻。9月中旬，进至关庄、岔口，重创敌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10月初，协同三纵攻克清涧，全歼守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部、二十四旅旅部及七十二团。旋即北上，二次进攻榆林，予敌邓宝珊部及来援之宁马军以沉重打击。

1948年2月，在以诉苦、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结束以后，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南下陕中，转入外线作战，以配合中原战场部队作战。2月下旬，以野战军全部主力五个纵队，发起宜川—瓦子街战役。当时，宜川之敌兵力薄弱，仅一个旅（欠一个团）把守，又较孤立。野战军决心首先围攻宜川，诱洛川、黄陵、宜君之敌刘勘集团来援，继集中主力，围歼援敌于瓦子街地区，然后实施攻城，全歼宜川守敌。具体部署是：三、六纵各一部攻宜川，各一部在宜川城西阻击；一、二、四纵集中于瓦子街地区，围歼援敌。一纵由西北向东南侧击敌左后，断敌归路；四纵由北向南攻敌左翼；二纵由禹门口西渡黄河，由南向北攻敌右翼。

24日，三、六纵包围宜川。胡宗南急令刘勘率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及整编二十七、九十师驰援。援敌26日自洛川、黄陵地区出发，28日进至瓦子街以西地区。28日下午，贺炳炎奉命率一纵由英旺、观亭地区进至莲花台、张显及其以北地区。29日拂晓，攻击开始。2时，贺炳炎指挥一纵各部冒着大雪，沿公路向瓦子街攻击前进。6时，前卫团独立第一旅第三团全歼瓦子街敌搜索排，切断敌军退路，占领瓦子街。正组织攻击，突见敌九十师主力向南山蜂拥集结。这时，二纵因距离较远，雪路难行，尚未占领瓦子街南面高地。贺炳炎深知，如不迅速堵塞这一缺口，敌军势必由此逃脱，整个战役计划就会落空。于是，决定以全部预备队顶二纵任务。当时，虽然有同志以兵力不足和超过战斗分界而持不同意见，贺炳炎仍纵观全局，当机立断，坚令独一旅在北、三五八旅在南，同时由西向东全力攻击前进，令三五八旅主力七一四团攻占瓦子街东南高地并向东进攻，堵住缺口，断敌南逃去路。部署尚未完成，敌军即以全部兵力向南突围。为控制东南山，敌先后投入两个团与我反复争夺。七一四团与敌奋战竟日，接连打退敌军三十余次反冲锋，毙伤敌近千人，夺占敌阵地。全军著名的“硬骨头六连”和战斗英雄刘四虎，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涌现出来的。下午，二纵赶到，投入战斗。3月1日，野战军发起总攻，敌全部就歼，中将军长刘勘和九十师师长严明自戕身亡。2日，攻宜川城，到3日上午8时，全歼守敌，战役胜利结束。是役歼敌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部、五个旅，共两万九千余人，其中一纵即歼敌一万一千余人。

宜川—瓦子街战役全歼胡宗南部主力，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后的第一次大捷。这次战役的胜利，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的对比，影响了中原的形势，为我军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3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高度评价这次战役，并指出这次战役胜利有许多原因，第一条就是“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对贺炳炎等“前线领导同志”的功绩给予充分肯定。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彭德怀等野司首长也曾通令嘉奖贺炳炎及一纵全体指战员，表扬他们在战役中所表观的主动精神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宜瓦战役结束后，贺炳炎等率一纵乘胜攻击，一举解放黄陵、宜君。在其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又先后参加西府、陇东、澄（城)郃(阳)、荔北及西北冬季战役，展建奇功。1949年春，西北野战军奉命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4月，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贺炳炎等率一军于陕中战役解放三原、歧山等城，继于川口河、老君顶全歼敌五十七军。

7月中旬，一野开始全面进攻，发起扶(风)郿(县)战役。在这次战役中，贺炳炎等率一军歼敌二十四师及六十一师大部于盩厔（周至）、郿（眉）县地区，并堵击由渭河泅水南逃之敌，共歼敌一万一千余人。扶郿战役解放军全歼敌四个军四万三千余人，迫胡宗南退守秦岭，两马(马步芳、马鸿逵)西窜平凉、六盘山地区。一野为追歼逃敌，于20日将主力分三路发起陇东追击战役。一军25日攻占陇县，28日于固关镇歼敌青(海)马(马步芳)骑兵第十四旅，随即越过关山，经马鹿镇、张家川，于8月4日解放秦安后，就地作进军青海的战役准备。11日从秦安出发，连克陇西、渭源，西渡洮河、黄河，9月5日进占西宁，青海全境解放。这次西进，一军经甘南入青海，一路皆回民聚居之地。贺炳炎等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释放俘虏，公买公卖，尊重回民习俗，部队宁露宿街头，也不进清真寺，因而得到回汉人民的衷心拥戴。

一军进驻西宁以后，即奉命成立青海省军区，由贺炳炎兼任司令员，廖汉生兼任省委书记及军区政委。为了“彻底摧毁青海反动统治，建设人民的新青海”，贺炳炎等紧紧抓住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剿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三个环节，开展大量艰苦的工作。他们从军队抽调两千余名干部、党员参加各级政权的创建工作，以“军政兼施，分别对待”的方针，大力清剿蒋马残敌，从而迅速争取、团结回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进步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很快建立各级人民政权，荡平匪患，安定秩序。一个人民的新青海巍然屹立在祖国的西北高原。

贺炳炎不仅善于用兵，而且长于治军。在紧张的战斗中，他和他的战友们总是抓紧每个战斗间隙，开展政治整军，通过诉苦、三查和每战之后的评查活动，不断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同时坚持—面作战，一面练兵，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保证了部队高度的思想统一和旺盛的战斗士气。

（七）

贺炳炎南征北战二十余年，先后十一次负伤，身上留下了十六处伤痕。当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的时侯，他巳积劳成疾，染上了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病、支气管哮喘、痛风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难于支持工作了。从1950年3月起，组织曾先后把他送到兰州、北京治疗，但都没有显著疗效。1952年9月，贺炳炎调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这年年底，他病情加重，严重哮喘并引起心力衰竭。鉴于他患有多种疾病，西南军区党委于1953年春作出决定，要他以休养为主。但是，只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积极主动工作，找群众谈话。党委曾多方劝阻，也控制不住。党委还多次劝他到外地休养，专心治疗，他也不肯。他经常对人说，“现在是条件太好了。要是打仗，保险病也没有了。过去我害疟疾高烧四十度，洗个冷水澡就好了。现在这些病有什么了不起！”

1955年3月，贺炳炎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9月，受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1954年起，贺炳炎除主持军区的工作以外，还兼任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对省体委的工作，他不但管方针、管原则，而且管具体事。有时召开体育工作会议，他从会议要求、开法到代表食宿，都要亲自安排，从大会到小会，他都一一参加。1957年，贺炳炎率领四川省体育代表团出席全国第一届运动会。出发前，他亲自作动员报告、参加准备会；比赛时，他亲临现场指挥，还经常和运动员交谈，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在这次全运会上，四川代表团获得良好成绩，男子篮球队夺取全运会冠军。

建国以后，贺炳炎还是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军区党委书记，并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虽然地位变高了，生活条件变好了，但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丝毫没有改变。他经常到军人服务社同理发工、清洁工聊天，同花工、牛奶场的工人叙家常。军区机关洗澡堂、理发室、花工组、牛奶场、木工组的几乎每一个人，他都叫得上名字，知道他们家里的情况。贺炳炎还自己喂猪，自己种莱。他经常用那仅有的左手拿着刷子给猪洗澡。等猪长到二百来斤，他就用一根小棍把它们赶到警卫连，说：“给你们，拉去宰了吃！”南瓜刚结实的时侯，他就用左手在上面刻一些宇。等南瓜长大成熟，人们看到那些字也长大了，有“艰苦奋斗”，有“献给毛主席’。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病体，拨了一笔专款给他盖宿舍，他却用来盖了军官宿舍，自己一直住在一所简陋的旧房子里。组织上只得退一步给他安装暖气，他又把暖气片送给了医院。1958年，贺炳炎又患毛细支气管炎和小叶肺炎，病情再次加重。这年冬天，后勤部趁他去北京开会，把暖气安上了，他回来后狠狠地把后勤部批评了一顿。

贺炳炎病情稍有好转，又坚持工作，并积极要求参加全国全军性的重要会议。他在广州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后，本来可以到海南岛去参观，但他惦记着成都军区的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要乘飞机回成都。当天由于天气关系，广州到成都的飞机停飞。他便改变航线，绕道飞行，硬是当天赶了回来。1960年4月，贺炳炎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人大会议时，由于身体不好，中途病倒，在京治疗月余，虽有好转，但未痊愈。返回成都后，不料于月26日在原高血压及动脉粥样硬化症的基础上，突发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经多方抢救无效，于7月1日21时40分逝世，终年47岁。

贺炳炎逝世后，成立了以贺龙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成都地区军民两万多人前往吊唁。在追悼大会上，王震代表贺龙致悼词。遗体火化后，葬于成都北郊天廻镇山麓，并修建墓碑，以资纪念。“文化大革命”中，墓被毁，后迁葬磨盘山公墓。

贺炳炎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忠贞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久经考验的优秀指挥员。正如贺龙在悼念他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贺炳炎同志的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一生，他把一生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贺炳炎同志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能密切联系群众，热情诚恳地对待同志。对敌人深恶痛绝，爱护同志胜过爱护自己，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是他的高贵品质，凡是和他共过事的人对此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英名和功绩将永垂史册！

本文原载《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第2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