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在徘徊中前进

1976 年 10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所积累的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还客观存在。要使中国社会主义步入正确的发展道路，必须彻底清理这些问题，实现从根本上的拨乱反正。事实上，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但回避解决这些问题，还确立了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路线。在松滋，虽然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不断深入，县委对“文化大革命” 中酿成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十年浩劫造成的混乱，同时也使经济建设取得进展，但从总体上看，松滋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完全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其经济社会的发展仍处于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一、揭批“四人帮”，清理“四人帮”在松滋的帮派体系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松滋全面开展了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清查他们反革命帮派体系的斗争（简称揭、批、查）。1976 年 10 月 24 日至 28 日，全县各社（镇）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尔后全县掀起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热潮。

根据中央的总体安排，松滋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分三个战役进行。到 1977 年底完成第一、二战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习传达文件精神阶段，从 1976 年 10 月到 1977 年春节前结束。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学习中央 16 号文件，贯彻中央对湖北问题的指示和省委向中央的报告。经荆州地委批准，点名批判了松滋的帮派头目彭某、郑某，拉开了我县揭、批、查工作的序幕。第二阶段为追查“四人帮”在松滋的帮派体系阶段，从 1977 年春节到 1977 年 5 月前结束。集中力量追查了彭某、郑某、胡某等一伙帮派头目的反动言论和他们的应变活动。第三阶段为彻底清理“四人帮”在松滋的帮派体系阶段，从 1977 年5 月到 1977 年底以前结束。7 月 16 日，县委在新江口召开 6000 人大会， 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荆州的帮派骨干胡遐松、文显忠及松滋同伙的罪行。全县有 15 万人收听了会场实况转播。会后，全县上下一齐动手， 一桩桩、一件件地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开展群众性的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通过三个阶段的揭、批、查运动， 基本肃清了“四人帮”及其在松滋的帮派体系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流毒和影响，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基本纠正过来，对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得到基本查清。在抓紧清查工作的同时，县委采取专案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法，边揭发，边查证， 边落实。全县立案处理 65 人，到 1977 年底已结案 57 人，已定案处理 20 人，依法逮捕了彭某等 7 人。通过狠狠打击，粉碎了“四人帮”在松滋的帮派体系，推动了全县揭批“四人帮”运动不断深入向前发展。

1978 年 2 月中旬，县委部署“一批二打”运动，掀起打好第三战役的高潮。“一批二打”即批判“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县委把“一批二打”运动重点放在农村，作为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三战役中，县委放手发动群众， 大打人民战争，彻底批判“四人帮”反动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进行批判，进一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基础上，把批判谬论同理论上正本清源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分清是非，进一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把批判“四人帮”和湖北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与松滋的彭某、郑某、胡某等一伙的罪行结合起来， 从思想上认清实质，进一步认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大搞篡党夺权的丑恶嘴脸；把批判“四人帮”与各战线、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 从事业上看到破坏程度，进一步揭发控诉“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祸国殃民的反动本质。通过深入的批判，不仅分清了重大是非，肃清了“四人帮” 的流毒和影响，还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马列主义水平和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开始恢复。

县委在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考察，调整 132 名干部职务，提拔 146 名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1977 年，根据省、地委的安排，县委及各级党组织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进行整党整风，抓住路线、干劲、作风和团结问题进行整顿。整顿之前，调整了中共松滋县第三届委员会成员。调整后的中共松滋县第三届委员会有县委委员 44 人，其中县委常委 16 人。县委书记康志宏，副书记有邹祖耀、安玉忠、尤让卿等 9 人。县委调整后，县革命委员会也进行了调整。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康志宏，副主任有尤让卿等 16 人，其中主要帮派人物仍然留在县革命委员会内。整顿中，围绕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中心任务， 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的教育。县委党校先后开办干部培训班 10 期，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 2263 人。各社镇也举办了党员培训班，参加学习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 52%。但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然坚持“左”的错误，全县各级党组织的整风没有真正从思想理论上达到明辨是非的目的。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县委开始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 中的冤假错案问题。县委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中，将一大批“文化大革命” 中受打击、遭迫害、“靠边站”的老干部解放出来，安排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冤屈、被错误对待和处理的老干部的问题得到澄清，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了适当安置，逝世人员的家属也得到了抚恤。1978 年 12 月，县委以松发 52 号文件下发通知，对全县因“七．二 0”事件被开除党籍、团籍、工作籍和降职处理的 115 人进行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因当时历史条件所限，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进程比较缓慢且不够彻底。

二、松滋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前进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间，在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松滋国民经济取得进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但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在领导经济过程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洋冒进”错误，从而形成松滋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工业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内除轻纺行业外，其他工矿企业都不景气。由于不时停工停产，生产水平下降，企业亏损。粉碎“四人帮” 以后，生产秩序逐渐恢复，工业产品产量逐渐回升。1977 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11655 万元，比1976 年增长13.1%。1978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2294 元，比 1977 年增长 9.6%。全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逐年增长：灯泡 1977年生产 447.85 万只，1978 年生产 623.38 万只，比 1976 年增产 273.28 万只；铁锅 1977 年和 1978 年均生产 31 万口以上，比 1976 年增产 12 万口以上；原煤 1977 年生产 92.55 万吨，1978 年生产 104.62 万吨，比 1976 年增产 25.63 万吨；水泥产量 1977 年和 1978 年均达到 3 万吨以上，比 1976 年增产 2 万吨以上；发电量 1977 年达到 36107 千瓦/小时，1978 年达到39185 千瓦/小时，比 1976 年增 13454 千瓦/小时。其他工业产品如棉布、硫铁矿等在 1977 年有所回落，但到 1978 年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另外化学肥料、矿山机械产品产量也大幅度增长。松滋氮肥厂于 1976 年开始进行扩建改造，通过两期改造工程，日产量由原来 30 吨增至 80 多吨。县第一机械厂是县内生产破碎机的唯一厂家，1976 年可生产四种规格、八个品种的粗、中料破碎机。1978 年该厂更名为湖北省松滋县矿山机械厂， 根据市场变化，又增加了四种新型破碎机。1977 年该厂实现产值 149 万元，比 1976 年增加 8 万元；1978 年达到 184.7 万元，增加 35.7 万元。

农业方面。在“以粮为纲”方针指导下，从 70 年代起，大抓水库工程成龙配套及围湖造田，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增强了农业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使粮食产量有较大增长。但由于农业内部结构单一，林、牧、副、渔业发展落后于种植业，1978 年多种经营收入仅占全县农业总产值 18633 万元的 20%。加之受长期“左”的思想影响，在农村不适当地扩大推行大队核算体制，农村经济又遭到“穷过渡”的折腾（1977 年底至 1978 年春， 全县已有 265 个大队实行大队核算，占大队总数的 65%），农业生产总体上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1976 年全县农业总产值 18537 万元，仅比 10 年前的 1965 年增长 0.5%；1977 年农业总产值 18018 万元，又比 1976 年负增长 3%；1978 年农业总产值 19600 万元，和 1976 年相比，仅增 5.2%。

科教文化事业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教文化事业是遭受摧残破坏最严重的领域。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响应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在各行各业整顿中，把整顿恢复松滋科教文化事业摆在首位。首先是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迎来春天。1977 年 10 月，县委召开全县首次科技工作者座谈会，对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科技人员、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臭老九”给予拨乱反正，恢复名誉，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为振兴松滋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会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以较大精力关注科技事业的发展，年拨专项课题经费由过去 1 万元增至 2 万元。从此，科技工作围绕抓信息传递、抓技术引进、抓协作攻关的宗旨进行，不仅仅局限于农作物种子改良，推广农用菌肥、农用激素和应用沼气等方面。1978 年以后，县建立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县农学会、医学会、教育学会等相继成立。广大科技工作者重新回到科学技术岗位，很快在农业、工业、文教、卫生等领域出现一批科技成果。

其次是教育事业得到恢复与发展。1975 年南海公社西岭中学创办公社“五七教育网”，提出“砸烂旧普中，培养新农民”的办学口号及“广阔天地是课堂、贫下中农是教师、‘三大革命’是教材”的教学方针。西岭中学的做法曾作为“西岭经验”在全县推广后，引起教育系统的极大混乱。1976 年，全县 19 个公社上报教育网总校 19 所、大队分校 503 所、生产队教学点 3280 个，实际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学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调整学校布局，随着 1977 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逐渐恢复起来。从 1978 年起，生产大队增设的高、初中一律停办，全县高中由 30 所压缩到 12 所，并确定新江口、街河市、沙道观等三所中学为重点高中。县办实验小学一所，各社、镇也相应办起一所重点小学。1978 年全县中小学在校人数 199841 人，比 1975 年在校人数 175333 人增加24508 人。在恢复和发展中小学教育的同时，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开始进入稳定发展时期。1977 年中等职业学校均实行统一招生考试。松滋师范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次年 3 月，为荆州师专开设数学专业高师班一个，招学员 41 人。松滋卫校办护士班两期，培养护士 90 人，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

第三是文化事业开始复苏。“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事业陷于困境。粉碎“四人帮”以后，松滋文化事业朝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向发展，文化艺术、广播、电视等方面初步繁荣。在文化艺术方面，一些被禁演的剧目相继开放，《海瑞罢官》、《奇冤记》等剧目重新上台。1978 年， 县农村文化工作队并入县文化馆，经常到农村巡回演出并对业余宣传队进行辅导。每逢春节，传统的龙灯、狮子、高跷、采莲船、花灯等文娱项目活跃于城乡。与此同时，农村电影也发展很快，全县建立放映点 325 个。被禁映的影片如《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渡江侦察记》等，都重上银幕。在广播、电视方面，县广播站在开始改造传输与接收系统的同时， 在全县各社（镇）、管理区（片）建立广播站，各大队建广播室，广播宣传网络的形成，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科学技术、市场信息等起到巨大作用。1976 年县内电视机用户开始发展，为此，又于 1977 年底建起黑白、彩色兼容的电视差转站一座，并于 1978 年 3 月 15 日正式投入使用。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间，松滋虽然在工农业、科教文化事业等方面都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党的工作仍未摆脱“左”的束缚。其主要表现：

一是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粉碎“四人帮”后， 农村继续进行基本路线教育，1976 年 11 月和 1977 年 12 月分别抽调 1500多人和 1330 人到农村开展运动。运动之中又进行“一批二打”运动，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措施被作为资本主义势力遭到打击，如打倒“号桩”、批判“弃农经副”、割“资本主义尾巴”等。

二是在经济建设上，推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模式。工业上，1978 年 1 月在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群英会上，松滋县煤矿被命名为“大庆式企业”，造成有的企业盲目上马，效益低下。松滋县磷肥厂磷矿石来自钟祥，每吨成本高达 187 元，而每吨磷肥出厂价仅为 125 元，1979 年被迫停产。农业上，继续提出“尽快把松滋建成大寨县”的口号， 大搞人造梯田、围湖造田，扩大耕地面积，造成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生态不平衡，同时减少湖泊自然调蓄能力，引发频繁的自然灾害。

1978 年 11 月 25 日至 29 日，中共松滋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 635 人，代表着全县 19000 余名党员。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康志宏代表第三届县委所作的《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为把松滋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寨县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在县委四届一次会议上，选出康志宏、查远澄、李鼎新、徐海艇、周其政、张必发、司冠慈、刘风起、张子彦、张继葵、郑作宽、徐庆尧等 12 人为县委常委，康志宏为书记，查远澄、李鼎新、徐海艇、周其政、张必发为副书记。届中先后增补赵仲涛为县委副书记，顾同钧、龚邦至为县委常委。

26 日至 29 日，松滋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代表 707 人。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工作，讨论、制定加速松滋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划、措施，选举产生新的革命委员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康志宏作的《全县人民动员起来，为加速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县革命委员会委员 45 人。其中正副主任 8 人，李鼎新为主任，郑作宽、徐庆尧等 7 人为副主任。

中共松滋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和松滋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虽然对稳定当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纯洁组织（彭某等帮派人物得到彻底清洗）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大会跳不出“左”的框框，提出了急躁冒进的奋斗目标并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决议，对形势的发展缺乏应有的估计，因而会议精神得不到真正贯彻。（来源：松滋市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