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1966 年，松滋和全国一样，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松滋由此进入十年动乱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均遭受空前浩劫。

一、“文化大革命”在松滋的全面发动与全面夺权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 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五一六”通知》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才能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倒批臭，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

《“五一六”通知》作为党内文件传达后， 5 月 24 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在组织学习和传达《“五一六”通知》的过程中，要认清形势，清理思想，提高觉悟，投入战斗，将斗争矛盾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县委根据中央《“五一六”通知》和省委通知要求，于 5 月下旬在全县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县委召开县直单位代表会议，随后向县第一中学、县京剧团、县第一人民医院等单位派出“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组。6 月 17 日，县城新江口出现第一次群众集会，号召开展大规模“文化大革命”运动。会后，立即在全县展开所谓批“三家村”、揪“黑帮” 的斗争，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斗争在教育界、文化界、卫生界及其主管部门进行。不少知识分子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被视为“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分子”遭到批判斗争。7 月至

8 月，全县公办学校教师在新江口集训 56 天，集训期间混淆是非，无限上纲，乱批乱斗，把大批教师打成“黑帮”。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十六条》公布后，全县开展了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红卫兵”运动。县京剧团价值 5 万元的古典戏剧服装被红卫兵付之一炬。红卫兵还在全县范围内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等进行抄家，凡是古书、古迹一律焚毁，凡是古色古香的家具、瓷器一律砸毁。

月 20 日，全县教育界以学生为主的 900 余名“红卫兵”代表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随之，县内红卫兵开始“大串连”，各区、镇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文化大革命”迅速扩展到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全县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里各种名称的群众组织纷纷成立。10 月下旬，北京、上海、武汉等地高校红卫兵来松滋“点火”、“串连”。11 月， 一场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全县展开，县城学校首先“停课闹革命”，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县委为了控制局面，曾采取一些措施，但受到“红卫兵”群众组织的抵制和责难。11 月 23 日，县委副书记马维洲被迫代表县委向群众作检查，承担派工作组、劝阻学生游行和限制红卫兵组织发展的责任，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风气波及全县。12 月，马维洲被任命为中共松滋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鲍溥汉于 9 月调北京工作）。12 月 29 日，县委在松滋口“334” 棉花仓库召开各区区委书记和县委、县人委各部、委、办、科（局）领导人会议，讨论如何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和部署 1967 年的工农业生产。但是，这次会议被说成是一次秘密“黑会”，成为“造反派”揪斗县内各级领导的“借口”。至此，县内的党组织不仅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力，而且已开始陷入瘫痪。

1967 年 1 月 5 日至 18 日，松滋“一中红司”（即县第一中学红色司令部）、“三司”（第三司令部）和“一二·二六”等造反组织向县委提出所谓三项要求，即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提拔的干部、发展的党团员和推选进高一的学生一律宣布无效。造反派在县委机关门前静坐示威 14 昼夜， 要挟县委答复，并以此为由，驻进了县委机关。县委被迫答复他们的要求， 并以松发（1967）53 号文件给松滋一中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 的 6 位教师平反。从此，各级党政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各级领导干部遭到批判，工作组被揪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到处泛滥，到处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行，打砸抢成风。大批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劳动模范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假党员”、“假模范”，有的被非法关押和开除党籍。县委及全县各级党组织无法维持正常工作，陷入瘫痪。

2 月上旬，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新江口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县委、县人委及教育局领导受批斗，100 多名中小学领导人被强制“戴高帽”、“游街”、“驾飞机”。开会期间，整人手段不断变换，不断“升级”，气氛异常紧张、恐怖。这时，上海“夺权风暴”波及松滋，一些造反派组织也开始了夺权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松滋县人民武装部奉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3 月初，经荆州军分区批准，组建了松滋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临时主持全县的农业生产及各项工作。一线指挥部的领导成员，由人民武装部、“支左”部队和县委县人委的部分领导组成。一线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政治、工交、农林水、财贸、政法、文卫、接待等 8 个办公室，负责和协调各方面工作。各区（镇）、公社（镇）以武装部长为首组建了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74.6%的区（镇） 领导干部和 92.5%的公社领导干部被吸收进入办公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全县的混乱状态，对于保护干部、减少工农业生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3 月 25 日，公安机关在各地（重点在新江口）逮捕了一批造反派头目及其骨干。4 月 30 日，刘家场荆江农机厂“红色造反军”冒雨来县城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该厂造反派头目，并以绝食相威胁。至 5 月 2 日，县一中等单位造反派也来声援。两天之后，公安部门释放了“3.25”逮捕的全部人员。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松滋的一些造反派组织把斗争矛头指向县人民武装部和“支左”部队，再次掀起反军乱军的浪潮。一线指挥部无法正常运转，因此解体。全县再度陷入混乱状态，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 到处打、砸、砍、抄、抓、杀，全县局势完全失控。7 月下旬，县城造反派同西斋搬运工造反组织——“硬骨头兵团”，在西斋与“省直红司”组织展开武斗，打死大连海运学院和县一中学生各一名，捣毁汽车一辆。8 月 17 日至 18 日，“松滋工总”、“粮食挺进”、“工人敢字”、“一中红司”等造反组织以“武装左派”为名，抢走县人民武装部 1173 支步枪及全部库存的手枪、冲锋枪。

面临这种局势，县人民武装部仍努力扭转松滋的混乱状态，开展“三支两军”工作。10 月连续召开了全县工业、交通、农村工作会议，安排工农业生产，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对待革命干部、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指示，做好各乡镇的工作。由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1967 年的工农业生产得到平稳发展。

二、松滋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形势的反复

1968 年 1 月 24 日，县人民武装部在松滋一中广场主持召开各个群众组织和各界人民群众参加的万人大会。在会上，荆州军分区参谋长万寿才宣读中共湖北省军区临时党委关于松滋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批准书。28 日，县革命委员会在新江口举行成立大会。大会宣布：自即日起，县革命委员会为全县最高行政机关。县革委会下设办事、政工、生产、政法和接待五个组。县革命委员会按照“军、干、群”三结合的原则，由 61 人组成。其中常委 19 名，马金钟为主任，安玉忠、刘汉廷、黄仲平、彭瑞林为副主任。到 11 月，各区（镇）、公社（镇）革命委员会全部建立。县革命委员会中，70%以上是群众组织代表，其中担任常委的 8 人，占 42.1%。原县委、县人委的大部分干部被集中到程家冲，搞所谓的“斗批改”。

革委会是“文革”夺权后的临时权力机构，是实现所谓“革命大联合” 的产物。各级革委会实行党政合一、政社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独揽党、政、财、文大权。但是，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进入革委会，与社会上的派性活动相呼应，一度架空了县革委会。3 月，林彪、江青一伙叫嚣“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风是主要危险”，于是，松滋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又掀起了“反右倾、反分裂、反投降，粉碎右倾翻案风”为内容的“三反一粉碎”运动。

5 月，以彭某、胡某、王某为首成立“捍三指挥部”。20 日，造反派几次强行砸开县人武部军火库，抢走大批枪支弹药。从新江口地区造反派分化出来的“新派”，抢走县武装部 500 多支枪，逃奔老城方向。100 多“钢派”武装人员追到老城，此为“三打老城”之始。接着县内发生“三打涴市”、“三打合作”等一系列大型武斗。八宝轧花厂、县邮局、杨林市供销社等武斗据点分别被群众称为“阎王殿”、“白公馆”、“威虎厅”。8 月 17 日，米积台发生武斗，造反派借此大做文章，抬尸游县城，停尸县革委会， 并大张声势举行追悼会。全县在 3 个多月时间里发生大小武斗 600 余起， 有 2500 余名干部群众被殴打，其中 980 多人被打伤，40 多人被迫害致死。

月底，县革委会大力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解决广西、陕西问题的“两个布告”（即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收缴枪支，制止武斗，全县秩序才逐渐趋于稳定。这一时期，全县又掀起了“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群众运动。全县人民跳“忠”字舞，唱“忠”字歌，戴毛主席像章， 手拿“红宝书”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对毛主席的敬仰、爱戴之情逐渐地发展到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顶礼膜拜。

月，县革委会成立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有 6%的干部被列为审查对象。在清理工作中，把过去一些早有审查结论的问题重新端出来，将一批干部职工错定为“叛徒”、“特务”，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1 月 8 日，由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代表组成“毛泽东宣传队”，首批 812 名队员进驻县一中、京剧团、人民医院等单位领导所谓“斗、批、改”；又派出工宣队、贫宣队 1388 个、11638 人开进各地学校、医院等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领导开展“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11 月 23 日至 12 月 6 日，县革委会召开了万人会议，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县内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会议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开除刘少奇党籍和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两个“决定”，在全县掀起了批判所谓“大叛徒”、“大工贼”刘少奇的高潮。1969 年初， 为落实毛泽东关于革命“三结合”的指示，将原县委书记马维洲、原县长尤让卿及一批原党政机关干部充实到县革委会下属各组工作。4 月，彭瑞林等人从省学习班逃回松滋大搞“反复旧”，并亲自策划火把游行。20 日白昼，游行队伍手持火把，扬言要牵牛（尤让卿）赶马（马维洲），将 900多名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全部砍掉，掀起所谓“反复旧”的歪风，致使一些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再一次“靠边站”、受迫害。“反复旧”直到5 月 27 日党中央针对武汉问题下发《关于武汉反复旧问题的决议》才告终止，县内局势才稳定下来。

1969 年 12 月，县革命委员会整党建党领导小组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主任马金钟任组长，副主任安玉忠、尤让卿任副组长。各区（镇）、公社（镇）整党建党领导小组也相继建立，着手整顿恢复全县党组织。

在整党建党中，县革命委员会为了落实中央“一．三一“指示，于1970 年 2 月至 6 月，在全县开展打击反革命分了、反贪污、反铺张浪费、反投机倒把的“一打三反”运动，将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集中到县城， 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使他们从实交待问题，认识错误。对错误严重的彭瑞林给予撤销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开除公职的处分。一部分人受到相应的组织处理。6 月 16 日，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由中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批准成立，任命李秀儒为组长、黄铮为副组长。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原县委职能。核心领导小组的成立，加快了整党建党的步伐。到 1971 年 4 月，全县 50 个公社已恢复党委41 个，占 82%；685 个大队恢复建立党支部 589 个，占 86%；全县 94%的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

1971 年 5 月 17 日至 19 日，中共松滋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主持召开了中共松滋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 450 人，代表全县1.3 万余名党员。会议听取了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李秀儒作的《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工作报告，作出了《关于要认真读书加强学习的决定》和《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决定》。会议按照“老中青”和“军干群”三结合的原则，选举产生中共松滋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25 人，选举出席省第三次党代会的代表 7 人。在县委三届一次会议上，选出李秀儒、康志宏、安玉忠、张必发、周其政、顾同钧、曾祥恒等 7 人为县委常委，县委书记李秀儒，副书记康志宏、安玉忠。届中先后增补邹祖耀、尤让卿、查远澄、李鼎新、宁远国为县委副书记，张子彦、郑作宽、司冠慈、张友、辛志英（女）、张喜来为县委常委。中共松滋县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使瘫痪 4 年多的中共松滋县委得以恢复。

这次整党建党是按照毛泽东“五十字建党纲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组织）的要求，以“吐故纳新”、“开门整党”为指导原则进行。由于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因此错整了一批党员，同时把一些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拉进了党内。但通过整党建党，党的组织得到了基本恢复。到年底，全县整党建党工作结束，县委又领导整团建团工作和恢复各级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

三、纠“左”与反纠“左”、整顿与反整顿斗争

1971  年，中国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叶群等叛国出逃。月 19 日至 21 日，县委、县人武部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随即组织由 931 名党员干部组成的宣传队分赴各地，向基层干部传达贯彻《通知》精神。31 日，各基层组织将《通知》内容向群众传达，随后在全县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通过批林整风，原来一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新县委建立时，原县委 26 名领导中，仅有 3 人被结合进领导班子。批林整风后的 1972 年，有 9 名原县委委员、4 名原县委常委被结合进领导班子； 原县、区、社三级领导干部共 581 人，除因各种原因减少 71 人外，有 357 人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284 人担任了领导职务。1973 年，县委又对党的干部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安排不当的 68 名干部进行了调整，并恢复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农村政治部、财贸政治部等部门和系统的工作，新设工交政治部等部门。县革委会撤销了办事组、政法组，新设和恢复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文教办公室、政法办公室以及其他科（局）等个部门单位。

县委在组织工作调整的同时，根据省委《关于处理“一平二调三收款” 的暂行办法》、《关于农村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对全县各项政策进行调整，主要是调劳动用工、调资金、调物资。对近几年王家大湖围垦灭螺、新江口大桥建设、县化肥厂集资等 18 个项目，县、区、社三级共调资金 632 万元，调劳动用工 2857 万个，调粮 707 万斤，同时对克扣三线民工工资、公粮退款、化肥农药减价退款和平调其他物资等进行调整、补偿和退赔，遏制了“一平二调”的问题。在经济工作上，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解决大办水利、大办桥梁、大办广播、大办工业等摊子大、战线长的经济冒进问题；解决非生产性项目过多，挤占工农业生产资金和物资问题。

通过近两年的调整，虽然经济工作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但解决经济冒进问题取得了成效。然而，“四人帮”反党集团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纠“左”的政策非常不满，在全国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1974 年 11 月，中共中央将批判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党，松滋的批林批孔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从 1975 年 2 月开始，县直各单位召开大小批判会 750 多次，参加批判人数 17800 多人，但半年后，大约有 20%的县直单位没有开展起来。在农村，县委组织 1210 人的工作队， 派驻到 156 个大队和 26 个试点大队，帮助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但到 8 月中旬，仍有 43 个大队（占总数的 27.6%）仅仅走了过场。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松滋的造反派又四处串连，大搞所谓揭“县委的阶级盖子”，“大批复辟回潮”，围绕“平反”、“放人”、“补召”、“提干”、

“纳新”等问题，围攻县委。1974 年 3 月，彭某等在县建筑公司成立“批林批孔宣传站”。他们强占松滋饭店为据点，为篡党夺权摇旗呐喊，为打、砸、抢分子提供活动基地。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简称“双突”）的不正常现象。全县又有一批造反派组织代表被补进各级领导班子。

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在全国开始全面整顿。县委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整顿方针，对工业、农业、财贸、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工作进行了一些整顿。11 月中旬，县委进行整风，抓住整顿领导班子这一核心问题，重点检查 1970 年中央北方会议后对以农业为基础这一方针的执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但这次整风不搞会内会外结合，不搞大字报，较好地排除了派性干扰。通过整顿，各方面的秩序都有所好转，工业逐步回升，农业获得增产（粮食增产29%，棉花增产 37%，牲猪增产 7.7%）。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能得到妥善安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先后接受下乡知识青年 6852 人（其中武汉知识青年 1829 人、沙市 1198 人），分布 9 区 1 镇共 41 个公社、239 个大队、675 个生产队。1975 年，大批知识青年通过招工和其他途径安置进城、进厂。

但是，“全面整顿”的方针在全国得到贯彻实施后，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由于毛泽东始终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对全面整顿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产生不满，由此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 年 1 月，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县城不少单位及个人自动做花圈、扎白花，以寄托哀思。不料上级突然通知，不准开追悼会。人们对周总理深切怀念的感情受到压抑，对“时局”也困惑不解。3 月，中央决定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要点传达到普通群众，县委组织了学习传达。这时热衷于派性活动的松滋造反派彭某等人上窜下跳，煽风点火，又向县委发起进攻。他们炮制《促进县委以实际行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意见书》，向县委提出 5 大条、26 小条长达 5000 多字的要求，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并将“意见书”寄给“四人帮”在湖北的帮派分子夏邦银、朱鸿霞等人。为了实现“意见书”的要求，多次围攻县委，还操纵下乡城镇居民大闹“返城”，大闹县委机关。这时，全县再次出现违反组织原则的“双突”现象。

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全县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9 月18 日，全县人民在各地分别集会，沉痛悼念毛泽东同志逝世。“四人帮” 在松滋的帮派人物彭某等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在县委安排的悼念活动上，百般挑剔，寻衅闹事，攻击县委“没感情”是政治错误，要“追查责任”等等。县建筑公司二队在追悼会结束后，安排人撤掉灵堂，造反派一伙人硬说是“捣毁灵堂“，把党支部副书记吴泽义打成“现行反革命”，并将吴打伤。事后又大闹县城，逼县委表态，要把吴泽义抓起来。无理要求未能实现，他们又召开“街头演讲会”，书写标语贴满县城大街小巷。

10 月 6 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24 日至 28 日，全县各地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历时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松滋人民终于从浩劫中解脱出来。

四、松滋经济建设在抗争中艰难发展

持续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松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破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很大损失，但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和抗争，松滋经济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该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工农业生产继续发展。在“文化大革命”10 年里，前 5 年经济发展基本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1971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的 1966 年下降 3%；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的 5 年，全县经济逐年上升，特别是经过 1975 年“全面整顿”之后，国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1976 年，全县工业、农业总产值分别比 1971 年增长 78%和 27%。农业产值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双季稻的大面积种植和农业机械的发展。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农村社员便开始在实践中探索发展双季稻。“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动乱，并未对农村的农业生产实验探索产生直接的影响。到 1975 年，全县水稻早晚连作面积发展到水稻种植面积的 98.4%， 使当年稻谷总产量达到 4.5 亿多斤。在实现农业机械化号召的鼓舞下，全县农业机械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初年，全县已拥有农用动力机械 1420 台，总动力达 19537 马力。到 1975 年，全县 19 个公社中，有 17个公社办起了拖拉机站，不少大队建起机务队，一些小队建起机务组。农业机械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工业产值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轻纺行业的成长。一是传统的酿酒行业发展较快。全县除有县办酒厂外，粮食局、商业局、供销社等系统和不少社镇也办有酒厂。1970 年县酒厂开始试制大曲酒，1971 年“松滋大曲”投产。1973 年，县酒厂在继承传统酿酒技艺基础上吸取各种名酒之长，用酱黄快曲糖化发酵方法试制白云边酒，两年后开始批量生产，1976 年产量达到 5.39 吨，并被评为湖北优质酒（其后连续几年被评为国优、部优和省优产品）。二是由于纺织行业看好，县内大小织染企业呈现生机。正因为此，1975 年荆州地委又在松滋投资建设 3 万锭棉纺厂，推动了松滋工业经济的发展。三是省人民政府决定，50 年代末筹办 60 年代初已下马停办的县灯泡厂于 1967 年复建，先后投资 600 万元（其中县筹 90 万元），于 1969 年 5 月投产，年产普通灯泡 148 万只，产值达到 60 万元。此外还有玻璃、陶瓷、造纸、印刷、卫生制品、粮油加工等产品产量逐年上升。

交通运输业持续前进。一是松宜矿区铁路和枝柳铁路松滋段建设持续进行。“文化大革命”期间，松滋县属“小三线”建设基地，加之煤矿建设的需要，10 年间不间断修筑松宜矿区铁路和枝（城）柳（州）铁路松滋段。松宜矿区铁路 1969 年建成，全长 58.9 公里，在松滋境内长 25.52 公里；枝柳铁路松滋段北起香炉山，南至界溪河，长达 38 公里（1978 年9 月底初步建成，1983 年 1 月枝柳铁路全线通车）。铁路成为远距离客货运输的大动脉，它为开发松滋矿产资源、加强松滋对外经济联系、改变松滋经济结构起到很大的作用。二是公路和路桥建设取得较大成就。10 年间新修、改善公路 25 条（其中公社公路 14 条），总长 277 公里。1975 年， 全县实现社社通公路。10 年间新建、改造公路桥 30 座，大部分为永久性标准。其中沙道观大桥从 1966 年在松滋河东支沙道观码头动工修建，1968年 11 月竣工，为松滋第一座大型永久性桥梁；新江口大桥横跨松滋河西支，桥长 654 米，从 1970 年 6 月动工，到 1974 年 3 月竣工，为县内最大的永久性公路桥梁。两座大桥的建成，彻底改变了平原湖区“过河难” 的状况。三是陆运和水运发展消长互见。陆运有汽运和铁运。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全县先后组建有汽车队 14 个，有客运班次 24 个，客运全程达 852 公里；铁运从 1973 年开始临时运输，运进物资主要有耐火材料、

磷矿石、木材焦炭、水泥、钢材等，运出物资主要有砖瓦、重晶石、煤炭、磷肥等。70 年代，年平均运量为 179500 吨。松宜矿区铁路于 1975 年 10 月交付营运后，货运品类从煤炭发展到磷矿石、水泥、化肥、木材及日用百货、杂货等。水运由于文化大革命干扰和内河运输自身的局限，逐步萎缩。1970 年重建县水运公司，到 1976 年，公司亏损 77 万多元。但是，隶属该公司的船舶修造厂于 1974 年 7 月 1 日制造出第一艘 150 马力的钢质拖轮，11 月又制造出第一艘载重 70 吨的水泥驳船，从此开始了松滋船舶事业的新时期。由于船舶行业的发展，客运量和货运量又逐年上升。

水利、农田基本建设取得突出成就。一是堤防加固、建设步伐不断加快。1968 年冬，长江干堤松滋段按“三度一填”（高度、宽度、坡度、填塘）标准加培，大干 5 个冬春，使干堤高度达到沙市水位 45 米、相应涴市水位超过 1 米达到 46.02 米，面宽达到 6 米，边坡按 1:3 的标准施工， 共完成土方 167 万立方米。同时进行“移堤”、“退挽”、“护岸镇脚”、“除患固基”等工程建设，使长江干堤松滋段固若金汤，经受住后来多次特大洪水考验，无一溃决。1965 年 7 月 13 日夜，八宝闸溃口。5 万余人、10 万亩农田遭灾，损失 1200 万元。此为建国以来县内最大水灾，分管水利的副县长因玩忽职守受到撤职处分。沉痛的教训引起县委、县政府对支民堤建设的高度重视。因此，在“文化大革命”10 年里，几乎未间断地对全县支民堤进行了“堤身加培”、“清障除患”、“移堤改线”、“填塘固基”、

“裁矶护岸”等工程建设，完成土石方 504 万多立方米，投入标工 700 多万个。二是农田基本建设掀起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范围内学习大寨精神，大搞“治山、治水、治土”的农田基本建设。先是集中力量治理了王家大湖和小南海，开挖洈水改道河和小南海新河，使河湖“分家”，荒湖变良田。全县围湖造田 9.5 万亩，消灭钉螺 5.3 万余亩。在治湖的同时，平原湖区统一规划，开挖纵横排灌渠道，先后完成大同垸、大湖垸、八宝垸、西大垸、合众大垸等渠网化工程，形成新的农田排灌网络。山区为了治理荒山，保持水土，大搞梯田建设。先后完成牛长岭、跑马岭、张家畈、桃丰等地大片人造梯田工程。坡改梯田 6 万余亩，并栽植经济林， 控制了水土流失。丘陵地区集中力量对水库工程进行续建和配套，完成洈水水库（大型）枢纽工程和南、北两条干渠，北河水库（中型）大坝及渠系工程全面竣工。一些小型水库也相继配套受益。到 1970 年，丘陵地区基本上形成以洈水水库和北河水库为骨干的两大灌区，水库灌溉面积扩大到 42 万亩。在此期间，又集中力量兴建文家河水库（中型）和洛河引水渠工程，增加灌溉水源。三是电力排灌站建设蓬勃发展。70 年代以来， 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县电力排灌的发展。平原湖区相继建成了小南海、跃进闸、八宝闸、桂花树等一级电力排水站 32 处，总装机达到1.85 万千瓦，排水农田 45 万余亩。同时，先后建成 55 千瓦以上的牌坊口、撒食坡、刘英、杨泗庙、杨家垴等电力灌站 71 处，总装机 1.01 万千瓦， 灌溉农田 19 万亩，基本解决岗岭农田的灌溉问题。四是山区小水电得到发展。70 年代，山区、丘陵地区充分利用河流水能资源的条件，大力发展小水电。先后建成了西斋、七里庙、金狮岭、红星、车山口等 50 多座小型水电站，水电总装机达 1.52 万千瓦。农村小水电的兴起，使山区人民结束了“松脂照明，桐油点灯”的历史。

松滋经济建设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是全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进行抵制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将取得更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使松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受到严重干扰。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一历史教训， 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不再重犯类似错误。（来源：松滋市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