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贯彻实施

松滋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 30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松滋人民翻身解放后，在中共松滋县委及各级基层党组织的带领下，积极投身于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恢复的洪流，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松滋党的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一、建国初期松滋的形势及任务

松滋解放后，随着县、区、乡三级人民政府的成立，党的任务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变为管理国家、改造社会、建设新生活。1949 年 10 月 7 日， 县、区、乡分别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全县上下呈现一派欢腾景象，广大人民对国家的前途和共产党的领导充满信心。但是，松滋属于新解放区，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松滋人民和松滋各级党组织面临严峻的形势和重重困难。

在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在解放松滋时，歼灭国民党军队近2000 人，但是大量的残余力量同土匪、恶霸勾结在一起，横行乡里，制造暴乱，对新生的各级政权构成严重威协。

在政治上，人民政府虽然完成了接管工作，但保甲制度还没有被摧毁， 国民党的保长、甲长仍然掌握着基层政权。他们同恶霸、土匪相勾结，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建国初期，封建土地制度仍然束缚着广大劳动人民，占全县人口 9%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60%，而占全县总人口 70%以上的贫雇农只占有全县土地总数的 15.1%。广大农民无地、缺地，被迫租种地主的土地，全县佃户人口达到 296818 人，占全县贫雇农人口的 90%以上。

在经济上，生产萎缩，交通闭塞，水利失修，灾害频繁，加之生产技术落后，农业生产水平低下。1949 年粮食总产 26844 万斤，人平占有 547 斤；棉花总产 867 万斤；油料总产 253 万斤。工业发展缓慢。县内除几家规模很小的煤矿、磺矿外，均为手工小作坊，而且生产产品单一，效益低下。建国初期，全县有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户 4713 家，从业人员 15000 人，生产行业大多是棉纺织、陶器和造纸，生产产品为“家机布”、土陶具、钱纸和草纸。全县面临的仍然是民生困苦、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的严峻局面。

在社会上，灾害频繁，瘟疫流行。松滋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从春到夏，旱、虫、水灾相继降临，特别是水灾更为严重。义兴、祁福、山河、合众、陈小、德胜等 6 垸先后溃口（八宝垸除外），受灾面积达 8.9 万亩，倒屋 104 栋，死亡 3 人，灾民无数。1950 年 7 月 9 日至 13 日连降大雨， 山洪暴发，河水泛涨，连溃采穴、五灵、义兴、祈福、同兴、山河和白家洲 7 垸，受灾农田 28.3 万亩，绝收 9 万亩，受灾人口 12.6 万人。1949 年秋季，天花从枝江、洋溪等地传入松滋，流行甚广，死亡人数甚多，仅街河市一带从 1949 年冬季到 1950 年 1 月中旬就死亡儿童 87 名。

在中共松滋县委领导下，松滋人民虽然迅速地肃清境内之敌，顺利地接管政权，但是，松滋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接管的却是一个十分落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站得住脚，各级党组织能否发动和组织群众清除匪患、消灭剥削、解决灾荒和市场混乱等问题，是松滋县委工作的当务之急，也是关系新生政权稳定的头等大事。

1949 年 9 月，县委根据中共湖北省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中心任务， 即：在农村发动群众，军事上清剿残敌，政治上彻底消灭封建恶霸势力， 为湖北的经济恢复创造安定环境；同时以恢复生产，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沟通城乡关系为重点，兼顾城乡工作，确定在全县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生产自救三大斗争。中旬，组织 120 人的工作队，深入到乡村，宣传贯彻省党代会精神，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包括秋征在内的各项工作。

1950 年 2 月 4 日至 9 日，为贯彻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首届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新江口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 262 人，听取了建国后松滋第一任县委书记周致远所作的《建议报告》和副县长李逊夫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了关于建设基层人民政权、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生产度荒等问题；通过了有关决议和实施细则。大会还选举产生了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是在全县民主改革尚未完成、举行普选产生人民代表的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方面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为加强政权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从 1950 年到 1954 年 7 月松滋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共历三届）。会后，全县各族人民围绕县委提出的中心任务，开展了积极斗争。

二、松滋党组织和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

县委、县政府进入松滋后，在迅速肃清松滋境内残余之敌、做好接管政权和支前工作的同时，迅速建立起区级党政领导机构。

1949 年 7 月，在全县建立了中共新江口、沙道观、老城、杨林市、西斋等 5 个区委，8 月又增建了中共刘家场区委。1950 年 12 月，区委由6 个调整为 9 个，1951 年 8 月又增设 2 个区委。至此，全县共建立 11 个区委。不久，又调整设立沙道观镇委。11 月以后，从全县第一个乡党支部委员会——中共麻家湖乡支部委员会建立，到年底共建立各地各行业党支部 16 个。

随着区（镇）委的建立，从 1949 年 11 月起，又相继设立了区公所和镇人民政府。到 1951 年 8 月，全县共设立 11 个区公所和 1 个镇人民政府。从 1950 年开始，再建乡人民政权机构，到 1951 年 8 月，全县共建 227 个乡人民政府。

建国初期，农民协会在基层政权的建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县委为了组织和团结全县广大农民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废除旧的保甲体制、建立人民基层政权，利用旧的保甲组织形式，以甲为单位成立农民小组，以保为单位成立农民协会，全县发展农协会员 17 万余人。在此基就础之上，于1950 年 4 月成立县农民协会。其初，基层农民协会代行基层政权职能，“一切权力归农会”。后来随着基层政权的逐步建立和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 农民协会的历史使命遂告完结，其代行的权力移交给基层政权。

由于全县各级政权是在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旧的机器之后建立起来的新型政权，干部短缺问题显得十分突出。为此，县委确定以解放区派来的 80 多名干部和江汉公学、湖北革命大学、荆州革命干部学校分派来的学员为骨干，起用党在秘密时期失掉联系的同志，接纳部分愿意跟共产党走的旧职人员，吸收一批青年学生和工农知识分子充实干部队伍，建立起以共产党为主体，包括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相当数量的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人民政权。新型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充分体现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和行使管理国家权力根本政治制度的特征。

新型人民政权建立后，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但是全县土匪、恶霸、特务等反动势力还相当大，对新生人民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从 1950 年冬开始，县委即在全县部署和展开剿匪工作。

为了在松滋境内肃清匪特，县委把剿匪工作重点放在历来土匪活动最为猖獗的王家大湖地区。县委派遣第六区区长查远澄化装改名，打入土匪巢穴，利用同土匪伍发明的关系掌握匪情，为清剿王家大湖土匪创造了条件。1951 年春节刚过，第六区区公所根据敌情通报，组织区中队和民兵数十人，在群众的配合下，对土匪窝点进行包围，一举擒获张永华、伍家俊、胡远奎、刘振金等匪徒 10 余人。随后陆续进行追捕，边捕边杀，或一匪一杀或数匪同诛，不到半年时间，先后镇压 20 多名惯匪。5 月 1 日， 在六区纸厂河南街后的飞仙观附近召开万人大会，一次枪杀匪徒 7 人。这天正值“五一”劳动节，人民群众像湖水般涌进会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从此，王家大湖得以安宁，人民安居乐业。

全县各地如老城、杨林市、沙道观等区（镇）的剿匪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其中老城区歼匪一个排，缴获步枪 16 支。至 1951 年上半年，全县共捕获土匪 489 名，其中惯匪头子 160 名；共缴获步枪 1800 支，机枪 28 挺，手枪 150 支，迫击炮 2 门。根据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功受奖”的政策，杀了一批，关了一批，管制了一批，剿匪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1951 年 9 月，按照全国清匪反霸工作指示精神，县委又发出关于清匪反霸工作的指示，并成立由周致远担任主任委员的清匪反霸委员会，各区（镇）也成立相应的清匪反霸委员会。由于松滋剿匪工作争取了主动， 清匪反霸工作一开展，群众就充分发动起来，特别是民兵在清匪反霸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清匪反霸工作展开仅一个月时间，全县就镇压匪特 286 人，缴获枪支 170 支。

在反霸工作中，县委严格掌握政策界限，贯彻执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争取富农，中立中小地主，集中力量打击恶霸”的方针，领导农民结合减租退押，对恶霸地主、不法地主展开斗争。10 月初，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根据不少地方逼租夺佃、对抗佃户减租、抗交政府公粮的实际情况，通过了《关于秋征细则》，并决定冻结恶霸地主、不法地主等不依靠土地生活者的地租。会后，又通过典型引路、相互推动等一系列措施，减租退押运动在全县蓬勃开展起来。

在 1950 年秋收时，不法地主对农民进行逼租、夺佃，掠夺农民的粮食。如丰乐五村地主雷元松向佃户逼课，沙道观双龙村的地主谢新五向佃户张光树夺佃，还有刘家场地主陈宁弟向农民倒算等等。对此，县委于 8 月组织 200 多名小学教员深入农村进行政策、时事宣传；组织区乡干部下乡召开农民代表会，动员广大农民纠正不法地主收租变卖粮食、不交公粮和顽抗减租等行为。与此同时，动员组织群众监督地主，对有违法行为者坚决给予法办。通过开展减租退押运动，全县当月就在 68 个村中减租粮食 1700 万斤、棉花 3900 多斤。从 1951 年冬至 1952 年春，农民所得果实折合大米 134 万斤，分得果实的有 38199 户、166854 人，解决了部分群众的生活困难。

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斗争，沉重打击了松滋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封建势力，但要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其任务相当艰巨。县委领导松滋人民还进行了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等工作。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于 10 月 19 日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11 月 18 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湖北分会成立，领导全省的抗美援朝运动。松滋人民和各级党组织坚决拥护中央英明决策，从 1951 年 4 月开始，在全县开展“反对美国侵略朝鲜、拥护和平”爱国宣传运动。县委组织 2384 人的宣传大军，掀起大规模的宣传热潮。“五一节”这一天，全县组织 24 万人参加大游行，136690 人参加拥护《和平公约》签名，97220 人参加反美扶日投票。通过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妻子动员丈夫参军、母亲动员儿子参军的先进事迹十分感人。几天时间报名参军的达 1000 多人，当月县人武部就以原部队为基础征召 8 个连的志愿人员，编成 1 个步兵团，开赴抗美援朝前线。

8 月 22 日，上级决定松滋抽调 70 人于 9 月 10 日送至前线。由于群众正忙于秋收，县委决定从各区队及基干连的现有人员中抽调部分人员完成任务。从 1950 年到 1952 年冬，全县共征集志愿兵 4 次，有 2989 名志愿者赴朝作战。第一次在 1950 年底征集 700 名，第二次在 1951 年夏征集 1040 名，第三次在 1952 年春征集 884 名，第四次在 1952 年冬征集 365 名。这些热血青年奔赴朝鲜战场后，英勇作战，同朝鲜人民军一道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有不少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据《松滋县民政志》记载，在朝鲜战场上，松滋共有 190 名勇士阵亡。

志愿军在前线作战，松滋后方的支前工作也开展得轰轰烈烈。为了支援前线，打包厂的工人提出：“防特护厂增加生产，两天半的工作一天干完”；商人踊跃交税，全县 16 个镇（含区辖镇）就有 14 个提前完成税收任务；妇女也发动起来，动手做军鞋 3352 双。“抗美援朝”成了一切工作的动力。“五一”节以后，宣传进一步深入，全县人民树立了“美帝一日不倒，抗美援朝运动一日不停”的决心，积极参加爱国储蓄，金额达 2.06 亿元。为了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六一”捐款的号召，新江口的店员、工人率先捐献 871000 元，松滋一中全体师生捐献 259000 元，磨盘洲工商界捐献 440150 元，一区青怀乡农民捐献 344400 元，天星市妇女捐献 12400 元， 全县共计捐款 190 多万元（旧币）。6 月 30 日，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决定：为抗美援朝，全县人民捐献购买两架飞机的款项 34亿多元（旧币，此项捐款任务在次年 4 月份完成）。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除捐献飞机款项外，还捐献慰问金 5612 万元、毛巾 214 万条、肥皂1327 块。全县向前线志愿军写慰问信 1031 封。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帮烈军属组织代耕，帮助烈军属贷款、贷粮、贷肥，使他们享受一切优先权， 解除前线将士的后顾之忧。

镇压反革命实际上是清匪反霸工作的继续。持续一年的清匪反霸斗争主要是清剿公开的武装匪徒和打击恶霸地主，但是对隐藏的国民党地下组织、党团骨干分子、会道门头目等反动势力还未来得及清除。这些反动分子在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开始后，乘机蠢蠢欲动，有的制造谣言，有的拉拢腐蚀干部，有的甚至杀人放火。1950 年 12 月底至次年初，10 余天内发生杀人放火案件 3 起。沙道观棉花打包厂被烧；麻家湖地主唐兴伯持刀杀伤土改工作干部李中富；青云乡土改积极分子李士修被原国民党第四区党支部书记毛红飞暗杀。其他地方反革命报复行动时有发生。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的顺利进行，必须实行“三套锣鼓一起打”。从 1950 年 12 月 20 日起，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反运动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 1950 年 12 月至 1951 年 10 月， 主要打击对象是猖狂破坏土改运动的土匪、特务、恶霸等反革命分子。1950 年 12 月 20 日晚，全县统一行动，开展对反革命分子大搜捕，并组织 47名干警负责侦察与审讯工作。从运动开始到 1950 年 5 月中旬，共捕反革命分子 1969 名，破获特务案件 23 起。在捕获的反革命分子中，判死刑681 人，在押案犯 506 名。运动主要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动员群众自觉起来检举和揭发反革命分子。在群众发动起来后，曾出现一些乱捕、乱捆现象。1951 年 5 月 15 日，县委根据省人民法院来函，提出乱捕现象应予制止的意见，成立以县委书记为主任委员的清查反革命案件委员会。

6 月，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召开全省县以上公安局长会议，纠正前段运动中“左”的倾向。会议强调在处理积案时要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从事，反对逼供信，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则采取宽大的方针。从 6 月 1 日开始，逮捕权一律收归地委，处决权收归省委。6 月 26 日，县长饶民太在全县镇压反革命工作会议上作《关于贯彻中央镇反新精神》的报告，对镇反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要求对那些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处于死刑；对那些民愤不大，罪恶应处于死刑的判死刑，缓刑两年，强调以观后效；对那些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做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全面清理复查积案、错案。

第二阶段，从 1951 年 10 月至 1952 年 12 月，主要打击对象是国民党党团反动骨干、反动会道门头目及隐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正式开始以前， 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学政策，摆敌情，摸清了反革命势力的底细。国民党党团反动骨干在松滋多达 4212 人，其中国民党员 3057 人、青年党员 55 人、三青团团员 1100 人。在这些党团骨干中，其反动党团首领有 246 人； 伪行政官吏，从乡级至地级有 1126 人；伪军职人员从排级到师级有 510 人；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省县参议员有 612 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分别有 71 人和 76 人；汉奸维持会成员有 19 人。反动会道门在松滋分布很广，门类复杂，计有“同善社”、“一贯道”、“归根门”、“大乘门”、“金丹门”、“大慈门”、“大化坛”、“儒教坛”、“瑶池门”等封建会道门首领 28 人，会众 2572 人。其中有许多受骗加入的群众，“同善社”就多达1264  人。县委根据敌情，组织区、乡干部到基层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贯彻镇反运动的政策精神。运动开始后，县人民政府派公安、司法干部 30 人分赴县人民法院各区分庭，在区委的领导下，开展侦查、审讯、整理材料、判处案犯等工作。1952 年 4 月，县、区两级人民政府分别成立清案组，对第二阶段案件进行清理。其后又于 1953 年 4 月成立松滋县取缔反动会道门委员会，公布反动会道门《十大罪状》，在全县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

第三阶段，从 1952 年 12 月至 1953 年 11 月，主要是搜捕活动在湖泊上的漏网残匪和外逃之敌，清理“三错”案件。其间共捕回漏网和外逃反革命分子 54 人。1953 年 7 月，开始清理“三错”案件（即错捕、错押、错判），至 11 月初，清理工作结束。

历时 3 年的镇反运动在松滋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主要成就是：扫除了国民党残余势力，粉碎了反革命分子的进攻，铲除了封建丑恶现象，人民政权得到空前巩固，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稳定，同时有力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

三、土地改革与松滋国民经济的恢复

建国后，由于减租退押斗争的开展，广大农民受地主剥削的程度有所减轻，但并没有完成“耕者有其田” 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分得土地。这也是解放农村生产力、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根本措施。

1950 年秋，省委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在全省广大农村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

12 月 3 日，县委召开全县干部会议，对土改工作作出部署；中旬，县委又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具体安排土改工作；22 日，县委抽调 220 名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正式进村，对第二区 16 个乡进行首批土改（其他乡继续进行减租退押）。1951 年 5 月，16 个乡全部结束土改工作，29411 名农民人均分得 2 亩多土地。

首批土改结束后，县委为了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始终抓住教育、整训、提高工作队员政策水平这个中心环节，结合土改试点经验进行干部整训工作。在整训、提高的基础上，7 月初，县委又决定对 15 个乡进行县区两级土地改革重点试验，涉及农民 29782 人。通过二批土改试点后， 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就在全县开展起来。县委组织 582 人的土改工作队，省委也派来 208 人的武汉大学土改工作团，分赴全县未开展土改的乡村扎扎实实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1952 年 12 月，全县 227 个乡土地改革工作全面完成。

12 月 12 日，县委部署对土改工作进行复查。1953 年 2 月土改复查工作开始，省直机关 149 名干部来县参加土改复查。全县土改复查工作分两批进行，至 4 月结束。至此，历时 2 年 4 个月的全县土地改革运动胜利结束。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铲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爱国增产热情十分高涨。

由于成功地实行土地改革，松滋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一是工农业产值逐年增长，主要产品产量逐年提高。1949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 6600 万元，1950 年达到 7238 万元，增长 9.7%；1951 年达到 8001 万元，增长 10.5%；1952 年达到 9597 万元，增长 20%，比 1949 年增长 4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均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其中粮食1950 年产量比 1936 年产量相差 5%，1951 年超过 10%，1952 年超过 15%；棉花由于面积不断扩大，产量大大超过 1936 年的历史最好水平。1952 年在水、旱、虫等灾害不断的情况下，棉花产量仍比 1936 年增长 45%，亩产比 1950 年增 45.5%，比 1951 年增 32.4%。

二是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物价稳定。建国初期，奉行三边（边打仗、边建设、边稳定物价）方针和统一财税政策，为松滋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好转发挥了作用。1949 年全县财政收入 183.5 万元，1950 年达到 541.6 万元，1951 年达到 710.4 万元，1952 年达到 884.8 万元，是 1949 年的 3.1 倍。

1952 年财政支出 116.6 万元，其中用于经济建设 22.6 万元。解放初期， 商品市场可供量小。1949 年底，全县社会商品库存额只有 88.6 万元。1950 年春荒，私商哄抬物价，县人民政府拿出 200 万斤粮食，以低于市场一半的价格出售；国营商店抛售大批盐、油、布等生活物资，使市场得以稳定。

1950 年 10 月至 1952 年，国营商业机构和供销合作社先后建立，市场商品增多，物价稳定。

三是人民群众生活明显改善。三年来，由于积极发展地方国营工商业， 国营经济的比重上升，从业人员大量增加。1952 年全县职工总数达到 4000 多人，职工工资比 1949 年提高 70%。先后在各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 在公教人员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农民收入 1952 年同 1949 年相比增长30%以上。

建国后的前 3 年时间，松滋胜利完成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恢复经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其基本经验是坚持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方针，正确处理了政治运动与经济工作的关系，把恢复国民经济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正确处理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发挥其他经济成分的作用，有力促进了松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证了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加强了各级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整党整风，使党员干部做到廉洁奉公，纪律严明，联系群众，从而保证了党的强有力的领导。

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城市工商业有所发展，在党的干部队伍中，也滋生出奢侈之风、官僚主义作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本质也暴露出来。1952 年 4 月，县委在国家机关和各事业单位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在城镇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县委书记丁野主动检讨县委每月仅招待香烟高达 40万元，修新房子、添制家具达 1500 万元的错误；严厉批评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号召全县党团员积极带头把“三反”运动推向深入，彻底清除贪污分子，以纯洁革命队伍，教育和挽救干部。在“三反”运动中，共查出贪污分子 172 人，涉及贪污金额近 7000万元、其他财物若干。对 94 名有贪污行为的干部分别进行了处理。“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

四、松滋的水利建设与荆江分洪工程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执政，政府极不重视水利建设，导致松滋水利设施相当落后。湖乡人民“依堤为命”，而堤防千疮百孔，素有“菜篮堤”之称。每遇大洪水，堤防多有溃口，暴雨之后，农田常遭淹没。丘陵岗地有大小塘堰 3 万余口，然多为“灯盏窝”，蓄水能力弱，农田缺水相当严重。至于西部山区，则水利条件更差，农业多属“望天收”。

解放后，县委、县政府把水利视为“农业的命脉”，对水利建设十分重视。1949 年 11 月，设置县人民政府水利局，县长饶民太兼任水利局局长，同时在全县设立 3 个区水利委员会和 16 个垸堤防管理段。在“外挡”、“内排”、“高蓄”的原则下，积极领导松滋人民兴办水利，努力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松滋经济的恢复打好了重要基础。

松滋解放时，水灾严重，受灾面积大，灾民多。县委、县人民政府及时到水患地区勘察、慰问。9 月，县委把生产自救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之一。入冬前，组织群众兴修水利，全面加固堤防，以工代赈开展生产自救。1950 年水患仍然严重，灾情发生后，县委及时组织全县开闸抢排积水，抢救农田 11 万亩。入冬，组织群众堵口复堤、加培堤防，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完成土石方达 150 万立方米，标工近 80 万个。1951 年春，又完成了滨江干堤松滋段“丁工挽月”工程。该工程 3  月下旬正式开工，预计45 个工作日完成。经过第三、第十两个区的 5000 名民工和所有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的日夜奋战，工程终于在当年汛期到来之前的“五一”节前夕提前竣工。堤长 3130 米，高 6.5 米，面宽 6 米，内外坡度 1.3 米，犹如从天而降的一条巨龙，蜿蜒在长江南岸，扼拒狂澜，保住了江陵、公安、松滋三县的 30 万亩农田。

国民党时期堤防建设是各自为政，在江河两岸靠修矶头引水冲刷对岸来保住家园。滨江干堤松滋段的丁、丙二码头，就是解放前遗留的产物。

1949 年汛期，丁码头下游严重崩塌，其缺口长达 70 米。入冬，决定用石头捆枕镇脚护坡以保堤防安全，但在解放初，财政困难，一切为了支前，器材奇缺，就发动群众到处捡石头，好不容易搜集到 100 多立方米石头， 解决了燃眉之急。结果 1950 年汛期，滩头和堤坝又出现大量崩塌，丙码头上游也同样出现崩塌，丁码头又有崩塌的危险。一旦干堤溃口，江陵、公安、松滋三县 30 万亩良田就会被洪水淹没，人民生命财产也必然被洪水吞噬。所幸当年洪水退得快，终未酿成大灾。

丁、丙两码头的险情，引起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1950 年冬就组织干部和水利工程技术员重新实地勘测。通过勘测，了解到滩头和堤脚的基底已被洪水冲刷一空，如果保住丁、丙两个码头，需要三万多立方米的石头镇脚护坡。解放初期既无采石场，又无运输工具，计划实施不了。后经过反复论证，决定把崩塌的滩头和堤脚抛在外面，重新挽月筑堤。这就是“丁工挽月工程”。

“丁工挽月”工程完成后的 1952 年，又加固了保济垸堤 1.5 公里， 废除了杨家垴至李家垴白蚁危害严重及砂质渗水的危险堤段。同时，对低矮堤段普遍加高到 1949 年当地最高水位以上。从 1949 年松滋解放到 1952 年国庆节前，三年时间，松滋人民完成堤防任务 650 多万标工，900 多万土石方，可保证 76.2 万亩良田免受灾害，并扩大耕种面积 2.5 万亩。

在加强堤防建设的同时，农田水利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解放后，县委、县政府组织松滋人民修扩塘堰、修筑垱坝、疏通渠道，大搞小型水利  建设。1952 年后，群众筹集和贷款修复马嘶口、岩垱口等引水工程，特别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灌溉与排泄面积达到 14.7 万亩的太山闸排水泄洪工程，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所不办也办不到的事情。松滋解放后的头三年，全县农田水利建设共挖堰塘 11950 口，筑土坝垱 4949 处，疏通渠道 174 条，掘井 7 口，可灌溉 58 万多亩农田。

1952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兴建荆江分洪工程，毛泽东作出“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的批示。3 月，成立荆江分洪工程松滋指挥部，各区、乡分别建立大队部和中队部。全县调集 2.4 万多民工，历时 3 个多月，胜利完成荆江分洪工程任务。

荆江分洪工程分南、北二线施工。北线是太平口（虎渡口）堵口与北闸（荆江分洪闸）闸基开挖工程。松滋安排民工 1.5 万人，从 3 月 26 日动工，到 6 月 17 日竣工，完成土石方 76.1 万立方米，用工 82.8 万个。工程任务大，时间紧，尤以虎渡河堵口最为艰巨。虎渡河是长江中游的一条重要支流，东起太平口（北闸），南至黄山头（南闸），流入洞庭湖。为了保证黄山头泄洪闸和荆江分洪工程的最大建筑太平口进洪闸的顺利施工， 必须截断虎渡河，在虎渡河上筑起长 575 米、底宽 169 米、高 13 米的拦河大坝。虎渡河宽 430 米，河水深处达 4.5 米以上，最浅的也有 2 米。汛期流量每秒在 3800 立方米左右，河水湍急，河底多为流砂。堵口工程由松滋第二区民工承担，并从第十区丁家垴乡抽调有抢险经验的民工参加，6000 多民工由县长饶民太亲自指挥。从 3 月 26 日起堵口至 4 月 9 日龙口缩小到 6 米时，先后采用 27 吨木船和 200 吨铁驳船沉船合龙，因龙口水流太急，均告失败。当时丁家垴乡乡长丁永善和民工丁仁伟等 27 人联名， 提出采用“八字捆枕法”的堵口方案，经县长饶民太和荆州行署专员胡宜云同意，报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得到批准。采用“八字捆枕法”，经过7 昼夜连续奋战，终于在 4 月 17 日下午 6 时胜利合龙。到 5 月 14 日工程全部完工，历时 50 天。拦河堵口共计完成土方 19.15 万立方米、用块石1629 立方米、柳枝 20 万余斤、抛竹笼 438 个、捆枕 354 个。

南线是为黄山头南闸工程备料和修筑道路。松滋安排民工 9000 人， 从 4 月 5 日动工，至 7 月 1 日完工，历时 86 天，完成碎石 16420 立方米， 用工 100 万个，顺利完成全部任务。

荆江分洪南闸工程建设需要大量碎石，当时全用人工捶成，劳动强度特别大，且每人每天仅能完成碎石 0.2 立方米，工程用料不能保证。年仅19 岁的辛志英（女），时任米积台妇联主任，她摸索出一套办法，用麻绳圈住石头，看石头纹路下锤，从而加快了速度。而且由她发起自由组合， 运石、改大石、捶小石分工负责，形成一条龙的捶石方式，使工效倍增。辛志英摸索出的碎石方法，在全工地得到推广运用。她组织 50 人的碎石小组，每人每天碎石达到 1.3 立方米，从而保证了南闸建闸用石的需要。

由于堵口、建闸有功，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发给松滋民工奖金一亿元（旧币），饶民太、辛志英、丁永善等被授予特等劳动模范。10 月，荆江分洪特等劳模应邀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宴请。

11 月，松滋抽调民工万余人参加荆江分洪二期工程。主要任务是加培虎渡河杨家咀至拦河坝及虎西引堤，全长 28.4 公里；开挖黄太湖排水渠，全长 3.4 公里；刨毁废堤 2.8 公里。从 17 日开工，至次年 3 月 18 日完工，共计完成土方 87.3 万立方米，用工 80 万个。

从 1952 年 3 月至 1953 年春，由于县委、县政府深入发动群众，松滋共为荆江分洪一、二期工程组织民工 4 万多人，完成土石方 337.9 万立方米，投入标工 662.8 万个。在施工中领导带头苦干，上至县长，下至中队长，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激发了群众争先进、当模范的爱国劳动竞赛热情，涌现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其中被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授予特等模范的有 12 名，他们是饶民太（后调离松滋）、辛志英（女）、丁永善、丁仁伟、张大玉（女）、胡延翠（女）、黄元珍（女）、毛定怀、裴新惠（女）、吴林秀（女）、朱正文、易发秀。

五、松滋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的调整与发展

解放后，县委正确贯彻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按照中共湖北省委对新解放区的要求，对旧的学校教育事业和旧的社会文化事业进行恢复、改革， 有组织、循序渐进地进行了知识分子的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

1949 年 8 月 12 日，全县第一次文教座谈会召开。会议贯彻中共湖北省委关于“积极恢复、初步整顿和改造”的教育方针，对恢复教育事业进行充分讨论，并成立松滋县文教接管组，边接管边恢复。

1949 年春，全县有公私立中小学 36 所，在校学生 4144 人，教职员228 名。8 月，县人民政府全部接管全县 35 所中小学（力行中学停办），其中中学 3  所，即松滋县立中学、私立荆州中学、省立第八中学；小学32 所，含乡（镇）中心国民小学 22 所、私立小学 10 所。接管工作有条不紊，9 至 10 月大部分中小学开学上课。接管工作结束后，县委、县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中学的恢复和各区完全小学的建立上。

松滋解放前，读中学的大多是地主富农子弟，而工农子弟上中学的很少。解放后，地主富农子弟入学人数锐减，各中学在校学生一度缺额。1950 年全县中学在校学生只有 393 人，1951 年在校学生下降到 313 人，比 1949年在校学生人数减少一倍多。有鉴于此，县委、县人民政府从 1952 年 2 月起，对全县中学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缩小了高中教育规模，扩大了初中教育规模，增加了师范教育。到 1953 年，全县初中本、分部共设 27 个班， 在校人数 1289 人，超过了 1949 年的在校学生人数。

在完全小学的建立上，县委、县政府采取巩固公办小学、发展民办小学、限制私塾的措施，对全县 935 所私塾（学生 18587 人）逐步进行改造。至 1952 年秋，根据国家教育部确立的“调整统一，整顿巩固”原则，全部收归公办，改为乡小。1953 年，经全面整顿之后，全县有中心小学（完全小学）28 所、乡小（初级小学）200 所，学生总数达到 28560 人。

在恢复和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工农教育问题， 把工农教育纳入建设新教育的重要范畴。1949 年冬至 1950 年春，各中小学皆举办工农补习教育识字班；1950 年冬至 1951 年春全面开办冬学，县、区分别成立冬学委员会，以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为主要内容， 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1951 年冬，坚持“巩固冬学为主、提高乡村干部为主、学习政治为主、推动中心工作为主”的指导方针，大力开展扫盲工作，参加学习的青壮年达 28332 人；1952 年冬，转农村冬学为常年民校。

1953  年，成立以县委书记杨致远为主任委员的扫盲工作委员会，在全县开展扫盲工作。年底，全县有 60 个乡开办冬学形式的扫盲班，参加学习者达 10752 人。

解放初期，中共松滋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对发展文化事业也极为重视。其工作重点是办好人民书店和繁荣群众文化。松滋刚解放，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杨致远就提出筹建人民书店。10 月 1 日，人民书店正式开业。1950 年 5 月，更名为新华书店湖北省分店松滋支店。书店在建国初期的图书发行工作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书店成立抗美援朝书刊发行领导小组，重点发行《时事手册》半月刊、《新观察》等几十种反映抗美援朝内容的书刊，并组织全县邮局以及其它社会力量帮助发行。1951 年 1 月，县委宣传部召开一户购买一张毛主席像会议。会后，全县发行毛主席像 14 万张。10 月 1 日，在书店门前隆重举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发行仪式，鸣炮启封，县长饶民太把《选集》发到读者手中。1952 年，书店深入农村宣传发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条例》等书，并在部分区、乡建立了农村图书室。

在繁荣群众文化工作方面，县委着重加强了文化馆建设，调派县民政科副科长胡拓为文化馆馆长，从县内抽调 8 名教师为工作人员，负责文艺创作、图书阅览、文艺演出等工作。建馆之初，业余文化宣传队活跃于广大城乡，《白毛女》、《血泪仇》等小型歌剧多次上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诉苦复仇》、《妇女翻身》、《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打腰鼓、跳秧歌等活动普遍兴起，掀起了建国后社会文化活动的第一个高潮。在群众文化繁荣起来后，专业人员深入农村开展对群众文化的辅导。1952 年土改后农村业余演唱组、业余剧团在专业人员的辅导下蓬勃发展。1953 年在八宝发掘整理的“滚灯舞”，运用打击乐伴奏，参加荆州地区汇演获得团体奖。

松滋的教育和文化事业通过调整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在教育、文化界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49 年人民政府接管学校后，对原有教师实行争取、团结、改造的政策，除明显不宜担任教育工作的极少数人外，全部留用。广大知识分子有很高的爱国热情和学习积极性，但由于出身旧社会，对新的社会缺乏思想准备，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需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1951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县委根据省委的部署，于 1952 年在教育界、文化界和医务界陆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运动从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入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广大知识分子划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积极投身于教育和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他们在宣传、配合党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中心工作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短短 3 年，松滋县委领导松滋人民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使政权日益巩固，经济迅速恢复，社会空前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来源：松滋市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