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都有几顶“帽子”戴在头上。穷得叮当响的人戴上“穷光蛋”的帽子合适，富得流油的人戴上“富豪”、“富翁”一类的帽子恰如其分。潘哲夫的头上，就曾戴过很多“帽子”，有红色的，有灰色的，有黑色的，有辨不出颜色的。

一曰“学生领袖”。潘哲夫1922年到武汉，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先后被推举为校学生自治会成员、武汉学联和湖北省学联的文书干事，结识了恽代英等一批中共党员，开始投身革命活动。1922年3月，广州沙田惨案赴京请愿代表团途经武汉，他组织学生迎送；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他主持武汉学界追悼大会；同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组织学生游行示威给予声援……对于这位学生青年，其爱国热情之高已可见一斑了。

二曰“国民党官吏”。1925年，潘哲夫毕业后回到老家松滋，1926年12月，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率部克复松滋，潘哲夫被任命为第五区（西斋）副团董，顺利完成了为一师筹备军饷的任务。次年2月，潘哲夫升任团董，领导了以打倒“三土”（土豪、土匪、土票）为内容的农民运动，使得人心大快。1940年春，潘哲夫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谋求一个合法身份在敌人内部进行策反工作。于是，他来到在武汉学联相识、时任国民党第六战区第二游击纵队司令的金亦吾处，被委任为上校参议，不久又被委任为独立第四旅旅长。其间，我一名打入金部的地下党员因叛徒告密而被国民党省政府电令关押。潘哲夫得知，便利用与金的关系，摄合解释，使关押了二十天的地下党员被营救出狱。

三曰“洪帮山主”。1938年夏，满怀抗日救国豪情的潘哲夫在西斋区组建抗日救国团，自任团长，但不久即遭区长告发，被捕入狱，11月15日被判死刑。在包括监狱看守在内的进步人士救援下，潘哲夫成功越狱。为了实现组建抗日武装的志愿，他想到了盛行于松滋、澧县、石门一带的汉流组织“荆楚太河山”。于是，定名为“复开太河山”的洪帮山头很快建立起来，凭借其学识和胆略当上了龙头大哥。山头建立后，举行了多次“砍香上会”活动，以此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以待时机成熟，便亮出抗日武装的大旗。1943年日军南犯时，当了几年洪帮山主的潘哲夫已是威名远扬。同年6月，潘哲夫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紧急指示，在松滋六个泉对汉流组织成员进行点编，一支在地下党领导下的拥有三千多人枪的抗日武装——湘鄂边区游击总队诞生了，“洪帮山主”一下子变成了司令员。

四曰“日伪汉奸”。由于潘哲夫既坚持抗日又坚持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一直处于缉捕之中。一位国民党松滋县长曾当众诅咒：“在我任内，不杀掉潘哲夫，誓不为人。”1943年10月，潘哲夫率部来到江陵县弥陀寺驻扎，前有日军堵截，后有国民党部队追击，形势十分危急。此时，潘哲夫仍然镇定自若，召集部属口授了“借庙躲雨”的计划：我们的身份并未暴露，可利用汉流关系，打入日伪“和平建国军”，以求生存和发展。经过一番联络，终于达成协议：潘部加入和平建国军，但不受编，不受调，日军不得随便进入潘部防区。一心想利用这支“土匪游击队”的和平建国军江南部队日军总指挥八木还把潘哲夫奉为座上宾，委以副总指挥的头衔。1944年3月初，八木命潘部赴石首“清剿”我江南挺进支队。正当潘部摆出“清剿”架势之时，八木发现了摆在江北岸边的百余艘船只，以为新四军要过江，便指令潘哲夫坚守江边，待时阻击。3月19日夜，新四军迎接潘部的船只向南岸驶来。一夜之间，潘部胜利实现了与新四军的会合，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江南挺进纵队，潘哲夫任司令员。为瓦解敌军，延安《解放日报》在3月28日头版刊发了消息，题目是：《湖北伪军潘哲夫部千二百人投诚新四军》。

全国解放后，潘哲夫历任行署副专员、专员、省政协常委等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头上的几顶帽子山一样压着他：你不是土匪头子么？敌伪档案中记着呢，一清二楚；你不是日伪汉奸么？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载着呢，白纸黑字！党了解潘哲夫，人民了解潘哲夫。1977年元月，潘哲夫以七十五岁高龄因病辞世后，中共湖北省委在悼词中说：“潘哲夫同志是湖北松滋县人……几十年来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党忠诚，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来源：松滋市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