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现代京剧《红灯记》中一段段耳熟能详的唱腔，伴随着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三代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已在华夏大地传唱了半个多世纪。而今，只要剧场里上演这部红色经典，总会有观众情不自禁地与演员一同哼唱起来，这不但是观演的互动，更是情感的表达、岁月的怀想、心灵的共鸣。我们不禁追问，一部革命题材的戏曲作品，何以跨越世纪的旅程，如此深入人心、经久不衰?我们不妨从该剧长达8年的创作历程谈起。

从《自有后来人》到《红灯记》

作为一部红色经典，《红灯记》经历了漫长的创作改编历程。早在1962年，剧作家沈默君、罗国士根据东北地区地下工作者的革命事迹创作了剧本《自有后来人》。而后，哈尔滨市京剧团、上海爱华沪剧团分别据以改编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和沪剧《红灯记》。1964年，中国京剧院将沪剧《红灯记》移植改编为京剧《红灯记》。该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生动塑造了共产党员、铁路工人李玉和一家三代艺术形象。李玉和一家为保护、传送党的一份密电码，与凶暴奸险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李玉和与他的母亲李奶奶不幸被捕牺牲，保护密电码的重担落在了李玉和的女儿——年仅17岁的李铁梅身上。铁梅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继承奶奶和父亲的遗志，成功将密电码送到柏山游击队，最终完成了党的任务，成长为一名革命接班人。

1964年11月，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红灯记》，给予高度评价。据当事人回忆，当晚毛泽东深受感动，特别是看到“痛说革命家史”和“刑场斗争”两场戏时，眼角里渗出了泪水。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谈起《红灯记》，他感慨道：我原想一家三口都不要死，看了太悲，可那个时候的情况确实如此。日本人、国民党对我们的残杀是很厉害的，都改掉可能不行。

与此同时，《红灯记》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巡回演出，反响热烈，被誉为“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1965年，中国京剧院在广东演出《红灯记》时，吸引了许多香港同胞跨过罗湖桥争相观演。当年，香港戏剧界就排演了同名话剧，后又拍摄了粤语电影《红灯记》，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虽然《红灯记》获得了广泛赞誉，但主创团队并没有停止创作加工的脚步，甚至包括较大幅度的改动。直至1970年，《红灯记》最终定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同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红灯记》拍成电影，高玉倩塑造的李奶奶、钱浩梁塑造的李玉和、刘长瑜塑造的李铁梅形象鲜活生动、深入人心、风靡全国。

“我家红灯有人传”

从《自有后来人》到《红灯记》，最根本的创新就是充分发挥戏曲艺术写意抒情的审美特质，凸显“红灯”的复合属性：红灯不仅作为工具性存在，而且作为革命抒情意象贯穿全剧始终。

剧中的红灯，又名号志灯，本是李玉和在铁路工作中使用的信号灯。同时，红灯还承担着更重要的角色，那就是李玉和一家从事地下工作使用的暗号灯。比如，当与地下交通员、与游击队排长(假扮成磨刀人)接头时，高举红灯意味着发出联络暗号、确认革命身份。这就是红灯在李玉和一家日常生活中的双重功用。

如果说，红灯的工具性与该剧的传奇性紧密相连，那么，在这部革命传奇的背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李玉和一家三代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如何更为直观地、形象地、深入地传递到观众心中、植根于观众心中呢?这就离不开对红灯的革命抒情意象的渲染和升华。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中，李奶奶在向铁梅讲述革命家史之前，先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一段“红灯史”：“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哇……过去，你爷爷举着它;现在是你爹举着它……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哇!”“红灯史”不仅是革命家史的抒情象征，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抒情象征。于是，“红灯史”成为李奶奶对铁梅的革命启蒙，激发了铁梅对革命、对人生的深沉思考：“听罢奶奶说红灯，言语不多道理深”，“我想到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在铺垫了“红灯史”的抒情启蒙后不久，李奶奶进入了革命家史的叙事启蒙，将一家三代的悲欢离合上溯至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之中，热情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丰功伟绩。其间，“红灯”意象在李奶奶、铁梅的讲述型念白和言志型唱腔中交替出现，最后凝结为二人高举红灯亮相的舞台造型。就这样，借助唱念做舞的综合表现，“红灯高举闪闪亮”的革命抒情意象得以强化，祖孙三代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得以凸显。

“红灯”作为革命抒情意象，还象征着理想信念的传承。在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中，当李奶奶讲到罢工遭到镇压、李玉和负伤回家时有这样一个细节：“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右手抱着一个孩子(按：指李铁梅)”。实际上，这预示着铁梅的人生轨迹，传递着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戏剧主题。与此相呼应的是，十七年后的当下，李玉和被捕入狱，而他曾经左膀右臂所擎负的希望，如今已融为一体——“前人的事业后人要承当!我这里举红灯光芒四放”，聆听完革命家史的铁梅，紧握红灯，运用戏曲最经典的“圆场”程式，展现着历经十七年狂风骤雨、直面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新青年的勇毅与担当。至第八场“刑场斗争”，当李玉和与铁梅生离死别之际，“红灯”意象再次凸显，李玉和临终前最后一段唱腔起首即云：“万里长江波浪翻!我家红灯有人传。”李玉和生前最欣慰的事情，就是亲眼见证了铁梅从一个“提篮小卖”的“好闺女”，成长为一名“敢与豺狼虎豹来周旋”、立志“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革命者，见证了“红灯”所象征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值得注意的是，李玉和一家三代传承的不仅是一种革命理想，而且还饱含着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中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革命理想与家国情怀的水乳交融，乃是此剧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所在。

家，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大凡世间伦理、道德、情感，端赖“家”的孕育、滋养，才得以巩固和光大。然而，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方面是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的悲剧不断上演，另一面是严酷惨淡的现实生活依然需要勇敢面对，任重道远的革命事业依然需要不断延续。在这种状况下，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革命家庭诞生了，这不仅反映了革命斗争的严酷性，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家”的眷恋与执着。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组成的家庭，就是由烈士遗孀、工运幸存者和烈士遗孤组成的。李奶奶的丈夫是工运烈士，他曾与两个徒弟陈志兴、张玉和一道参加工运，陈志兴亦不幸牺牲，遗有一女即铁梅，被师弟张玉和救起。自此，张玉和改姓为李，三代幸存者组成了新的家庭，担起了先烈们未竟的事业。

综观全剧叙事脉络，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的家庭秘辛，直到第五场李玉和被日本宪兵队带走、地下工作陷入危机之际，才由李奶奶向铁梅和盘托出。然而，在李奶奶说破真相之前，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亲密无间的情形，甚至不乏调侃、撒娇等一系列生活细节，让观众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他们并非血亲。而这种“家”的情感和认同，即便在铁梅惊诧地得知自己身世之后，也没有丝毫淡化，反而比以往更为炽热浓烈。特别是到第八场李玉和临刑之前，他不知李奶奶已向铁梅讲述家史，欲告知铁梅身世，不料铁梅竟抢先说道：“爹!您别说了，您就是我的亲爹!”紧接着，铁梅深情凝望父亲、双膝跪地，父女间十七年的至爱深情毕见于此。面对此情此景，李玉和感慨道：“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

李玉和的这句话，凸显出工人阶级的革命情义。因为李玉和一家三代，不仅有对“家”的眷恋和执着，更有对“新中国如朝阳光照人间”的憧憬和向往。其间，阶级情义不仅让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得以延续，也推动着抗战救国的革命事业薪火相传。家国情怀则为革命者的阶级情义提供了坚韧而不失温润的心灵寄托和文化土壤。从这个层面上讲，《红灯记》不只是一部生动反映共产党员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的戏曲精品，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经典。

“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红灯记》也是咱们的传家宝。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2年7月8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