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内陈列着一本泛黄的书册——毛泽东于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本书长18.8厘米、宽13厘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有些许破损，但字迹依然清晰。薄薄的书册真实记录了湖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凝结着毛泽东扎根湖南农村调研的心血，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经典之作。

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1926年，乘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之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的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以湖南地区为例，1923年4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派干部组织岳北农工会，开展平粜阻禁、减租减息斗争，揭开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序幕。1926年开始，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领导湘潭、平江、长沙、衡山和衡东等28县建立了农会，会员达20万人。到1927年1月，湖南农会会员增至200余万人，直接领导群众1000万人以上。农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气象，“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已然形成。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打击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的利益。农民运动不仅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的攻击诋毁和大肆破坏，也遭到党内右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责难。

1926年12月，毛泽东作为中央农委书记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会上，陈独秀批评了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兴起的农民运动。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因惧怕失去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看不到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力量，反而认为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

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的毛泽东决心进行实地考察，他认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农民运动是否“过火”“幼稚”，他要亲自去看看。

农民运动“好得很”

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进行了行程700多公里、历时32天的调查。第一站，他去了湘潭，那里有他的故乡韶山。他主持成立的韶山党支部是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让毛泽东惊讶的是，如今的韶山已经成了农民的天下——祠堂庙宇做了农民协会会址，农民协会还组织农民修塘、修坝、办农民夜校。考察时，毛泽东与当地乡亲同吃同住，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他们团结起来推翻地主武装。

随后，毛泽东来到湘乡县城，他在调查中边走边问，边问边记，事无巨细：农会组织得怎样，有多少区、乡农民协会，多少会员，农民武装情况怎样，对农民协会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反对农民协会的。每到一处，毛泽东都充分利用欢迎会和座谈会，广泛接触农民协会干部、会员及农民。

在衡山县，毛泽东赞扬岳北农民群众敢于斗争，鼓励他们要以南岳衡山革命烽火去引燃其他几个“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在醴陵，毛泽东听农会干部说：醴陵县有个土豪，一开始是反对农会组织的，后来看见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他怕站在农会的对立面会受到打击，便调转方向，如今希望加入农会。毛泽东听后说：“这就好得很，说明农民运动有前途呀，一切权力就应归农会！”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走遍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其中的见闻让他大开眼界并为之兴奋。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此后，每到一处，他都在调查中边走边问边记录，在调查中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望麓园的灯光

考察结束后，毛泽东回到长沙，住在望麓园1号，通宵达旦地开始工作。在望麓园摇曳的灯光中，毛泽东整理资料，草拟报告，同时还就农民问题向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之后，他又立马赶回武昌，开始埋头撰写报告。仅用了4天，毛泽东就完成2万余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报告》中，毛泽东摆了许多生动的事实回答了人们对农民运动不同看法的问题，具体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先在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机关报《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等报刊上连载，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瞿秋白作序出版单行本。

《报告》还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在俄文版和英文版上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刊载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称赞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报告》闪耀着毛泽东的智慧光芒和远见卓识，时至今日，对我们培养党员干部和增强斗争精神都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通过实地考察湖南的农民运动，看到了农民中所蕴藏的强大革命力量，认识到动员组织农民参加革命、组织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性。《报告》中提出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无疑为当时的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