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夫人卓琳

与父母：扔了两个反封建的“炸弹”

1920年7月，16岁的邓小平怀抱“工业救国”的理想，离开了家乡四川广安，赴法勤工俭学。

初到法国，邓小平频繁与家人通信，讲述自己学习、生活情况。后来，邓小平在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执委会做宣传干事，编辑《赤光》杂志。他既是杂志的“油印博士”，也亲自操笔写辩论文章，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还把《赤光》寄回家，将革命的火种传播给万里之外的家人。

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深入，邓小平的思想发生变化，他的家书也让保守的家人吃惊起来。据他的弟弟邓垦说，后来邓小平给家里写过一封长信，扔下了两个“炸弹”：一是要求退婚，二是自己参加了革命不能回家。据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自传》中回忆：自己一岁时候，父母作主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父母请求退婚。“不（到）两月后，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收到父亲的信后，邓小平再次回信，执意退婚，家里只好默认。后来邓小平的娃娃亲对象唐氏由邓小平的父母作主，以邓家女儿的身份出嫁了。

1925年底，由于邓小平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法国警方追捕而辗转奔走，就无法与家人联系了，及至莫斯科，与家里“简直没有通信了”。1927年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几次与叛徒、国民党追捕队擦肩而过，邓小平养成了把事情记在脑子里、不随便留下字条的习惯。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他不再使用本名“邓希贤”，而是改名“邓小平”，自然也不能再与家人联系。早年邓小平的家书也因为时间迁移、战乱频仍，都没有保存下来。

与妻子：“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

1939年8月，时任129师政委的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通过战友的介绍认识了卓琳，并于9月与卓琳结了婚。

当时很多革命夫妇都是丈夫去根据地、妻子留在延安，但卓琳认为这样不像个结婚的样子，要求随军，跟着邓小平到了前线。战争形势下，这对新人无法厮守，常常是邓小平在129师师部，卓琳在八路军总部，只有邓小平偶尔回来开会才能见上一面。邓小平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快言快语的卓琳很不适应，而且两地分居，她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就提出想让邓小平给她写写信，说说每天做了什么。务实的邓小平不解风情，说：“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每月寄给你一份吧。”卓琳一听，写信的事只好作罢。

后来他们有了孩子。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从大西南再到中央工作，每次邓小平到一个新的地方，卓琳就带着孩子赶到那里。始终生活在一起，也就不需要家书了。

2014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时，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新建的邓小平缅怀馆公开展出了邓小平写给卓琳的一张字条，是一封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书”：

已批准我们同小孩们同住，在原处。孩子们是否全回，须同他们商量。几天后才动，注意秘密。你既可见到孩子们，就不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这是1976年6月，邓小平移住在东交民巷时给在301医院住院的卓琳写的一张小纸条。

这是邓小平和卓琳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笔纸往来，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爱人与家庭的温暖支撑着邓小平度过了人生的低潮。这些温暖也是邓小平坚持真理、披荆斩棘的助力。

与晚辈：“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

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个普通人，他曾说过：“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平日里邓小平和常人一样喜欢和孙辈们在一起，他自己曾不无幽默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爱孩子，却从不骄纵孩子，邓小平常常带着小孩去游泳、散步，勉励他们锻炼好身体，并激励他们掌握知识，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之前有人说，1993年初邓小平给晚辈写了一封信。实际上，这是一次谈话，没有写信，透露出邓小平对晚辈殷切的希望。

那天，邓小平把孙子孙女们聚在一起，边聊边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他回忆起自己在法国的经历，然后说：“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

在这次谈话里，邓小平告诫晚辈们：“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到实践中锻炼、为国家作贡献，这样的叮嘱，是普通的老人对子孙最平凡、最实在的期待。（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