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底，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中东铁路东段路南的珠河县南部、中心县委所在地，建立了以三股流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中心的路南抗日游击区。这一游击区包括乌吉密、四方顶子、苇塘沟、石头河子、二排、柳树河子、娄家窝棚、六道河子等地。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前后3次向中东铁路路北和宾县七区、延寿二区伸张，建立起以侯林乡、黑龙宫、秋皮囤和宾县三区为中心的路北游击根据地，游击区随之扩展至珠河、宾县、延寿边界一带。

1934年6月，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成立后，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哈东抗日游击区又分别向西、南方向扩大至双城、五常和阿城一带，年底又扩大到方正与珠河边界，形成东西100余公里、南北近175公里范围，人口达10余万人的中东铁路南北两大片游击区域。这一地域基本属于北满农业区，为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给养；茂密的山林地带，则为游击队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众多的人口，则是游击队的群众基础。1935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成立后，部队曾先后东向苇河、海林和方正、勃利发展，又将游击区推进至牡丹江下游地区。

1935年7月以后，日伪军在珠河路南、路北老游击区和根据地，疯狂地实行毁灭性的大肆烧杀，游击区遭到严重破坏，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主力部队向东去方正、依兰、勃利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1936年1月，第三军跨过松花江到达江北的汤原，又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共同创建汤旺河后方根据地。

在珠河反日游击队成立之前，1933年8月，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决定“普遍建立反日会、农委会、妇女会”。9月，珠河县即建立起4个反日会。9月11日，在三股流召集各反日会代表开会，成立珠河反日总会，选举沙永振为总会委员长。同年7月，珠河县农民委员会成立，吴景才任会长。至同年9月，仅路南根据地和游击区内便建立起23个农民委员会。不久，路北也相继建起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实际上都执行了抗日政权的职能，尚未建立农民委员会的村屯则由反日会代行政权职能。农民委员会下设生产部、侦探交通部（亦称拥军部）、自卫部（或武装部）、肃反部、妇女部等机构，任务是组织农民武装、保卫根据地和游击区群众利益，拥护抗日军队和照顾抗日军属。

1934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珠河中心县委和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巩固和扩大游击区与建立民众政府”。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号召各地普遍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以后，同年5月下旬，珠河中心县委召集各地30余名代表举行筹备会议，成立珠河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会办公处。6月初，各地即开始选举筹备会的代表，仅路南游击区便选出代表80余人。9月10日，珠河中心县委决定在10月底完成建立双城、珠河、延寿3县县政府的准备工作。经积极准备后，在敌伪军对珠河游击根据地进行毁灭性“讨伐”的战火中，在三股流、半截河一带召集群众大会，宣布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建立，吴景才被推选为县人民革命政府主席，人称吴县长。1936年春还发布《大中华民国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布告》，号召人民在革命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发挥各种反日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的作用，支援人民革命军反击日伪军大“讨伐”的斗争，开展春耕工作。

在农民委员会和反日会的直接组织下，在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内普遍建立了农民反日自卫队、模范队、青年义勇军等地方武装。这些农民武装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地方，肃清汉奸敌特，巩固根据地；配合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对敌作战和为部队输送兵员。这些农民武装是人民革命军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力量。其中的模范队，是由精干人员组成的半脱产武装组织，可直接补充人民革命军部队；农民反日自卫队则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青年义勇军类似模范队，但全部由青少年组成，由共青团领导。路北侯林乡由农民反日救国会组建的农民自卫队，共有4个队，每队30人，以洋炮（土枪）、扎枪（红缨枪）为武器，哈东支队曾向其援助一些步枪。侯林乡农民自卫队又选拔青壮年分别组成了半脱产的模范队和青年义勇军。这支农民群众武装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小股敌军或土匪不敢进犯根据地。1934年9月，“黄炮”队叛离哈东支队进攻侯林乡时，立即遭到农民反日自卫队和联合武术队的抵抗，“黄炮”队被击伤数名，侯林乡根据地免遭破坏。与此同时，当哈东支队去路南进攻五常堡敌人时，路南根据地的模范队主动前往助战，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农民武装是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的可靠后备力量。珠河游击队成立时仅13人，但几个月内便由农民自卫武装补充了50余人。后来，路南地区的农民武装有三分之二被选拔至游击队，成为部队的基本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至1934年9月，路南农民自卫队有1000余人，路北根据地农民反日自卫队有3000余人，其中仅五区一带即有23个队、1600余人；黑龙宫一带有四五百人。至同年末，哈东游击根据地农民反日自卫队队员达到5000余人。另有15个模范队和青年义勇军，即：五区模范队、五区青年义勇军、路南模范总队、路南青年义勇军、苇塘沟青年义勇军、二排模范队、三股流模范队、三分所模范队、四道河子青年义勇军、四道河子模范队、黑龙宫模范大队、黑龙宫青年义勇军、大亮珠河模范队、天龙模范队、老段模范队，共968人。

此外，根据地的其他群众组织，如反日妇女会，多是由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和地方干部家属组成，她们同军队心连心。每当队伍战后归来，妇女会会员便主动为战士缝洗衣服，护理伤员。据1934年年底统计，珠河根据地的妇女会会员有450余人。另外，儿童团为游击队、人民革命军站岗放哨、探听敌情、传送情报，也是根据地里不可忽视的力量。

珠河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内，由于取消了日伪当局的一切苛捐杂税，农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在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和农民自卫武装的保护和影响下，土匪不敢袭扰；汉奸地主的土地一律没收；根据地内实行减租。这种情形与周围敌伪统治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不少在珠河游击队初起时，由于不明真相而迁出抗日游击区的农民纷纷返回游击区，而且，因羡慕游击区和根据地农民生活改善，由邻近地区迁入的农民数量也急剧增加。1935年春，仅路南游击区统计，就迁入了2000户之多。根据地多为山区，虽以农业为主，粮食尚不能自给，故农民委员会和反日会不准粮谷出境，但豆类允许与境外调剂。

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农民委员会、反日会、农民武装等的经济来源，除在战争中缴获的军火、装备以及没收日本侵略者、汉奸的财产外，同时也由部队和农民委员会、反日会统一征收反日特捐即地亩税等解决一部分。反日特捐按照统一累进税办法办理，5垧地以下农户，每垧纳现洋0.5元；6垧至20垧者，每垧纳1元；21垧以上者，每垧2元。对贫苦农民不收税。不少地方，如宾县三岔河的一些地主自动向游击队、人民革命军纳税，人民革命军开具税票，其他义勇军、山林队武装便不会再来重复征税，他们的财产由此得到了保护。

抗日根据地内军属较多，为支援战争，军属的土地多由农民委员会或反日会组织义务代耕，广大群众热情参军，甚至连妇女也积极申请参军。在三股流、秋皮囤南沟、花砬子、腰屯南沟等地，建立了简单的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在四方顶子、苇塘沟还创办了后方医院。

在珠河根据地创建之初，地方党组织和反日会对文化教育工作就比较注意，曾在太和北沟建起了革命小学。1935年1月，还在蜜蜂园子办起小学校，第三军派政治工作干部侯启刚担任教员，教材由军司令部编写油印，不收学费。此外，珠河中心县委还在老五区街上、双城九区板子房南沟办了两所贫民学校，招收贫苦农民子弟入学，学文化，学抗日救国道理。党的干部张寿篯、赵一曼等均曾给孩子们讲过课。

此外，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和珠河中心县委还十分注重根据地和游击区内的宣传工作，各级农委会、反日会内都设有专职宣传干部，除经常利用召开群众大会时机，宣讲有关抗日的政策，宣传抗日战争的胜利消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同时还经常开展识字、学政治、教唱抗日歌曲等活动。珠河中心县委还发行了《哈东人民革命报》，报导抗日军事斗争与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情况，颇受干部、战士和群众的欢迎，扩大了共产党、人民革命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在珠河中心县委的领导和积极工作下，游击区内建立了若干党支部组织。珠河县内设有板子房、娄家窝堡、六道河子、二排、半截河、黑龙宫、蜜蜂园南沟等党支部。宾县县城和七区各有1个党支部，九千五（今宾县宁远镇）有1个党小组。1935年在路南、路北、亚布力、河南（五常）、双东、延方建立了区委和通河特支。在苇河还建立了县委，成为珠河中心县委对外联络的机关。据统计，除人民革命军外，地方上共有200余名共产党员。广大党员在抗日斗争中起了先锋和模范作用。

哈东抗日游击区和抗日游击根据地对于东北抗日战争的贡献是重大的，仅珠河县区从1933年至1935年10月，在农民委员会和反日会的主持下便为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提供了20万市斤以上的粮食，输送参加抗日部队的战士1000人以上。因此，哈东群众称抗日根据地是“红地盘”。